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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就是在党内迅速赢得威望的布哈林。列宁对布哈林的评价——“全党喜欢的人物”，使他很快就被选进了党的最高机关，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有捷尔任斯基、索柯里尼柯夫、伏龙芝。而书记处却以新的面貌出现：总书记是斯大林，第二书记是莫洛托夫，书记是卡冈诺维奇。中央委员会新组成的领导核心使斯大林受到的支持更牢靠了。也许斯大林已经度过了党内升迁的最困难的时刻。他不仅没有像列宁坚决要求的那样被从总书记职位上调开，而且还成功地巩固了自己在党的领导机关中的地位。

第一部第二章　悲剧由来已久（3）

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整整几十年从党的视野中消失了。它没有在《列宁文集》中发表，虽然斯大林本人答应过要做到这一点。诚然，在２０年代中期，这封《信》由于党内斗争曾几次“露面”。它甚至发表在党的“十五大”的通报第３０号上（印数１万多份），上面注明：“只供联共（布）党员阅读”，发至党的省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共产党党团。信的部分内容曾发表在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２日《真理报》上。因此不能说党完全不知道这个文件。但是，由于没有立即执行列宁的意志，以后要做到这一点就更困难了，这首先是因为最初斯大林还企图改变自己的所作所为，哪怕只是做给别人看。而主要的是在党的心目中他领导了中央的多数去同反对派分子进行斗争。虽然反对派常常只是表现出思想上的分歧、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但是，经过斯大林的努力，“反对派”和“派别”这些词都成了敌对态度的象征。

大家知道，党，后来几代共产党员，只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才知道列宁的“遗嘱”。这种“机密”是危险的，它们像锈蚀一样销蚀民主原则，无意间使人误以为真理可以禁锢起来。顺便指出，拉狄克在他那本１９２３年问世的小册子《俄共“十二大”总结》中写道：有些人想靠列宁晚年的信“捞取资本”，说什么“这里有某种机密”，使得人们不能发表紘紣矠。

真理越是隐瞒起来，不见光明，如历史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就越有可能被人滥用。归根到底，这种种掩盖真相的做法都是注定要破产的。但是，在弄清真相以前，却会给社会意识、政治素质和精神价值造成巨大的损害。《信》的经历再次提醒人们，谎言向来是人编造出来的，制造出来的，捏造出来的，而真理不必“制造”。它只须发现、找到、阐明、捍卫。具体说来，真理和谎言的对立之一就在于此。真理需要光明，需要许多光明；谎言总是寻找暗处、隐蔽处和“隐密处”。而斯大林酷爱搞“机密”。多不胜数的“机密”类字样很快都上了各种“公文”、公文夹和一般文件。当然，国家机密和党的机密过去一直有，看来将来也会有。但是，把一般来往书信、报告、电报、普通资料变成某种机密，就会造成一种特殊的幕障，为某些人把现实生活掩盖起来。谁也没有仔细想过，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过分保密的做法竟为一些人出卖灵魂提供了土壤。斯大林自己是一切“机密”的中心，他有时间对源源不断的消息作出个人反应。

在并非没有托洛茨基参与的情况下，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不止一次地在西方发表。最初在美国，他以前的拥护者马·伊斯门发表了文件的正文，并加上了详细的反苏性质的注释。后来３０年代在法国，俄裔法国公民、《人道报》的撰稿人波·苏瓦林再次发表了这个文件。托洛茨基一直在努力设法引起人们对《信》的注意，他从信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一些片段，把它们弄得面目全非。他在自己的晚年实际上把列宁的这个文件解释成只有一个意思：列宁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并且建议代表们推选他托洛茨基这个最能干、最精明的人当党的领袖。他在自己的著作、文章中如此经常地重复这个论点，好像他自己也相信就是这么回事。

“遗嘱”所包含的列宁的思想为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实行民主措施提供了广阔的余地。当时打算大力吸收新生力量参加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提高工会、苏维埃、群众团体、人民监察机关的作用，实行领导人向劳动人民报告工作的制度，虽然那时还没有具体提出全民投票、公民投票、民意测验、领导人必须报告工作的问题，没有提出党的干部要严格更替以及民主“工艺学”的其他方面等问题。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是，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实质在于民主、人道主义、自由和公正的统一。

对列宁主张的实行广泛民主的根本立场的逐渐背离，不可能不在苏维埃国家生活的一切领域有所反映。后来发生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