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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岛屿上”。换言之，他代表了纯粹的文学写作理念：“他劲头十足地撰写唐突无礼的评论，妄自尊大，吓唬人——五六十年代许多年轻男性（以及极少数女性）都写，目的是为了成名。”以下是摘自切斯特发表在《纽约书评》上诋毁约翰·雷奇《夜之城》的一篇评论：“段落写得是如此粗俗、笨拙，艺术上是如此的板滞、凝重；雷奇是存心要靠*烧干诗的最后一滴诗意，结果，他什么都拿不出来，除了一锅黑莓散文。”看完这篇评论，戈尔·维达尔称切斯特是魔鬼——但也是大师，是“黑色艺术”的实践者。正如奥齐克意识到的，“每隔五年，一批文学新人就会茁壮成长，同样地浸泡在勃勃雄心的欲望之中，同样地因嫉妒而令人厌恶（或者受到激励）。

切斯特与桑塔格关系恶化后，在给一个朋友写信时，他厉声喝道：“你竟敢说‘你的朋友S·桑塔格’？你这卑鄙小人，她是我的敌人！她是大家的敌人！她就是敌人！”

奥齐克的文章提到切斯特未完成的长篇——《脚》——已发表的部分时，间接地涉及到桑塔格。这个残片包含了把他的文友写进小说的内容。比如，保罗·鲍尔斯变成了彼得·普拉特。奥齐克也提到玛丽·蒙黛，但没有明确指出其生活原型，其实显然是桑塔格，她的姓在德语里指星期天。 奥齐克指出，在《脚》里，玛丽·蒙黛有个酷似她的人，同名同姓，也叫玛丽·蒙黛。切斯特在信里将桑塔格描写成具有双重人格者（高贵的文人和“玩世不恭的*”）。桑塔格后来写了个题为《假人》（　“　The　Dummy　”　）的短篇，有着同样大胆的构思：一个人有第二自我，别人能够看到他在过一种生活；而同时，这个自我的原身可以过着完全是另一番模样的生活。

一九七0年，切斯特在以色列去世。那些认识他的人对他有生动的记忆，因为他始终有棱有角，动辄大发雷霆。他从未变得老成过。奥齐克得出结论说，他一辈子“全心全意地奉献给了文学”。

一九五八年，对阿尔弗雷德·切斯特和哈丽雅特·索姆斯来说，桑塔格似乎还是个纯朴的少妇。但是，桑塔格已经在研究安德烈·布勒东及其超现实主义同仁；这些人对艺术家这个人物，即作品背后的创造者感兴趣。他们为桑塔格提供了与瓦尔特·佩特和奥斯卡·王尔德之间的联结；这些作家她在芝加哥的时候和内德·罗森海姆讨论过，他们创造出一种与美学个性观无法分离的风格。对布勒东来说，“作者与作品是捆绑在一起的，无法分开……艺术家的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他自己。”

在战争一结束的岁月里，与生活在巴黎的其他美国人相比，桑塔格更深地浸润于法国思想界和电影界。像诺曼·梅勒和詹姆斯·琼斯这样的小说家当然也与法国作家交朋友，并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获益匪浅，但是，桑塔格实际上是惟一一个努力在那里讲着法国哲学家、小说家和影评人语言的美国人。她引发了法国思想界对美国大众文化的兴趣，并开始形成自己的美学观，此观点打破了由德怀特·麦克唐纳和克莱门特·格林伯格这样的美国评论家提出的雅文化与俗文化的范畴。六十年代，她动笔写她那些标志性论文的时候，把欧陆的复杂带进了美国评论界，改变了思想和文化争论的表达方式。她的前辈（如莱昂内尔·特里林和爱德蒙·威尔逊）将自己的视野局限在文学、历史和一般文化讨论的范围里，而桑塔格则表现出对所有艺术门类的了解；这得益于她那训练有素的哲学头脑，这种头脑为她所谓的“新感受力”而辩护。她把她讨论文学经典的严肃认真劲儿也带进对当代一些领域的讨论之中。

但是，桑塔格着迷的法国风不只是思想层面的东西。恰恰相反，她看到了像路易·阿拉贡和安德烈·马尔罗这样的作家是在怎样一丝不苟地润色他们的形象并创造出一种神秘色彩的。在阿拉贡和布勒东这些作家身上，她看到了先锋艺术家是如何吸收左翼政治，使得有关艺术家形象的一切看上去都是进步的、无畏的，尽管比如共产党与超现实主义者之间断断续续的联合是荒谬的，注定要化为泡影。这没关系。那种想法，即艺术家立场鲜明、全面参与的纯精神理念，让桑塔格激动不已。于是，任何矛盾的、自我挫败的行为一概可以谅解。

一九五八年在法国，桑塔格亲眼目睹了一个由作家、思想家和电影人组成、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关系密切的小团体。他们属于精英阶层，为她期待达到的状态树立起一个榜样。尽管不断与丈夫有书信往还，也能想象与他分享她远在法国的时光，但是，她此时的婚姻生活，正如她后来所说的那样，是太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