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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矣。”这句话被很多学者错误理解了，他们认为老子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主张的是让人民无知、无欲、没有文化的愚民统治方法。其实如果他们通篇理解了老子的《道德经》就会明白，老子这段论述恰恰就是如何实现无为而治的治国方法。要使人民都虚心待人，使人民衣食充盈，使人民没有野心，使人民身体强健，全民都形成了谦虚谨慎不出风头、安居乐业不欲壑难填的风尚，即使其中有个别的“聪明人”，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了。采用这种自己身先士卒、为人师表、无为而制的治理方法，就没有治理不好的国家。

唯才是举

唯才是举

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就是：“君子不问出处”，无论出生高低贵贱，唯才是举、人尽其才。

魏武帝曹操（公元155年～公元220年），字孟德，小名阿瞒、吉利，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汉族人。在政治军事方面，曹操消灭了众多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区域，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文学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曹操讲求“唯才是举”，哪怕“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的网罗，即使在现在社会里，有如此识见和气度的领导，也不多见。当时，在许都，可以设想，是一个多么人才济济的兴旺局面。就以文学来说，现在我们所讲的建安时期文学的繁荣景象，大部分作家都在曹氏父子周围。至于那些政治上、军事上的谋士，则更是曹营中的骨干力量。

官渡之战，是决定曹操能不能立足于天下的最大考验，不消灭这个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劲敌，曹操一天不得安生，连觉都睡不踏实的。而且，袁绍手下的谋士，像许攸、沮授、审配、郭图，也都是一流的“智囊”。因此，曹、袁之战，也是一场谋士之战，结果，由于袁绍“多疑而寡决”，手下谋士又分帮结派，纷争倾轧，可以打赢的仗，也打输了。而曹操之胜，应该说，很大程度获益于他的这些谋士的高明对策。

官渡之战，久攻不下的时候，曹操也动摇过的，因为几无隔宿之粮，干脆不如撤兵算了。他同荀彧商量，这位谋士给曹操写了封信，信内建议：“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以弱战强，正如狡兔和鸷鹰搏斗，只有一口气不停地拖着叼住它的鹰向前奔走，愈到最后时刻，愈不能泄劲，坚持到底，才是胜利。哪怕稍一迟疑，全盘皆输，必然会成为鸷鹰的一顿美餐了。官渡大捷以后，他给皇帝上表，给荀彧请功。

曹操在这份《请增封荀彧表》中，说得相当实事求是。“昔袁绍作逆，连兵官渡。时众寡粮单，图欲还许，尚书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远恢进讨之略，起发臣心，革易愚虑，坚营固守，徼其军实；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他还设想，“向使臣退军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以自百，臣众怯沮以丧气，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势。”所以，曹操承认荀彧的谋略，“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即使在今天，能找到这样敢于襟怀坦白，承认自己“不及”部下的人，怕也不多的。

历史上曹操是“唯才是举”的典范，　曹操用人“不念旧恶”，比如张辽；“各尽其才”比如任峻；善于在实践中选拔人才，比如郭嘉；此外，能用度外人，比如刘备。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曹操思贤若渴，为了实现自己的霸业，不拘一格，广揽人才，知人善任，能用度外之人。

魏汉末社会中的世家大族，魏晋时称为士族，影响很大，名士多出于这个阶层，或者在政治上站在这个阶层一边。曹操由于其宦官家族的身世，一般说来不为名士所尊重，不具备战胜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割据者的政治优势。操杀戮讥议自己的名士边让，引起兖州士大夫的激烈反抗，其势力几乎覆没。东汉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袁绍，实力和影响远胜操，在讨曹檄文中曾辱骂操是“赘阉遗丑”。官渡之战时，操的文武官员多与袁绍通谋。操不得不度外用人，发布“唯才是举”的教令，拔用那些不齿于名教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但操选官的真正准则并不是“唯才是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