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第3/4 页)

953年时是亿，而1900年时是4亿。*与他领导的党派，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统治超过10亿人口的个人与机构，而1984年时全球人口不过48亿。

中国社会不仅如此庞大，而且也如此复杂。谁会指望5年的改革会清除掉那些糟糕的旧遗产，每一代人也都不可能克服自己固有的弱点。治理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你必须学会在几线同时作战，既要面对封建社会、半殖民地社会留下的遗产，也要面对一个崭新的新世界。领导与统治的艺术，在这国家是如此重要。

“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不仅是今年一年的事情，现在是开个头。”早在1982年4月10日，*就意识到在改革进程中，那些不令人愉快的副产品开始出现了。改革开放最初朝气蓬勃的社会空气开始出现变化。一个多年来习惯于公平的社会开始出现明显的差异化。“十亿人民九亿商”是1984年的口号，到了1985年，人们越来越感到那些不再进入政治舞台的高干子弟们利用“官倒”获得巨额利润，那些掌握第一生产力的知识分子发现，自己的收入还没有那些小商小贩多……与此同时，农村的改革也日趋停止，在1984年达到产量高峰后开始下降，而在城市中推行的经济改革，也没有最初农村改革那样顺利。在企业改革方案上，“承包制”没能像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问题，而且就如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所说，1985年的中国根本不存在经济学家科斯定义的企业，一直到1993年，中国才建立现代公司制。而那些更为活跃的民营经济，总是得不到基本的政策上的帮助。中国也缺乏一个能够承担国有企业改革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在众多的国有企业试图不再充当工人的终身保姆之时，社会却不知道如何为那些在工厂中服务多年、习惯于一切都由工厂解决的工人们提供新的机会。而对于金融体系而言，没有真正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银行……

当改革的速度开始放慢，改革者们的利益开始出现分化时，各种质疑就必然会出现。在改革的最初，人们为一点点利益而兴奋，为一点点自由而倍享*，因为之前的时光过分压抑。而现在，当人们获得的越多，他们想要的就越多。当普通公众为眼前迅速变化的社会风气而抱怨与不知所措时，知识分子则开始了更为本质的追问。当*在1978年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知识分子仍被过去20年的历史战战兢兢；而时间到了1985年时，知识分子已再次成为中国社会一支影响巨大的力量。任何一位身经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都知道，诗歌、哲学与思想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在那个时代，那些有幸上大学的年轻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之骄子”，他们热衷于谈论尼采、萨特，就像今天的年轻人谈论比尔·盖茨与默多克，一本尼采的书可以卖到15万册，更为晦涩的《存在与虚无》卖到10万册……对于西方文学、哲学的巨大渴望，深刻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饥渴与迷惘，人们渴望通过的新的思想，来重新理解生命、爱情与世界——这个世界长期被禁欲主义与千篇一律的革命文学所左右。而追问得越多，他们就越发现他们需要对自己的国家与历史进行重新的思考，那些曾经坚固的信念都烟消云散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邓小平时代（7）

在1985年，中国最流行的一本书来自于台湾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对于自己身份的质疑，通过这本书达到了顶峰。这本书粗暴与煽情的写作方式，使大多数读者相信，中国人懒惰、自私、不讲卫生……一直到中国打开国门前，中国人都相信自己拥有着无比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既来自于传统的天朝帝国的传统，也来自于我们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但如今，他们发现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却有着更好的物质条件，更自由的生活。对于中国的质疑，对于外部世界的向往，伴随着改革难度的增加，越发显著。一位当时的学生俞敏洪说，他甚至希望飞机将他空投到美国，多年之后，这位一直未能如愿的学生创办了新东方学校，成为赴美留学基地。

一些最为基础的东西是不能动摇的。*在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也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但越来越强的社会情绪出现时，一些调整也显得迫在眉睫。1986年迎来*结束的第十年，对于深入探讨毛泽东与文化革命的努力越来越多。而在这一年9月接受美国CBS直率得近乎粗鲁的记者迈克·*的采访时，*说，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但在提到当前中国时，*也相当坦诚地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