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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的辛亥革命的成功，更加证明旧秩序实已脆弱不堪。在1905年废除科举制时，日本至少已有了8000名中国留学生，他们在这个国家既感到因民族积弱而带来的挫折感，又为眼前的新世界振奋不已，还有很多学生在欧美留学。而这些留学生又是国内雨后春笋般兴起的新式学堂中的学生的榜样。在新式学堂的学生人数从1902年的10万人增加到1912年的将近30万人，他们一方面是新事物的吸纳者，同时又继承了中国士人传统中的忧患意识，他们最终被证明是1890~1930年间巨大变革的领导性力量。尽管托克维尔会说，当政治势力衰弱时，文人就会变成国家主要的政治家，并且会占有一般由政党领袖所占的位置，但这个伟大的政治学家在法国却最多只能成为一个蹩脚的议员，他肯定会对梁启超式的人物在中国革命中起到的中心作用羡慕不已。在一个拥有漫长的尊重教育传统的社会，新式学生群体很快被很多人视作这个毫无希望的社会中惟一值得期待的群体，“学生社会”是20世纪初流行一时的看法。这些青年思想敏感开放，蒋梦麟（也是日后的北京大学校长）后来总结了他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思想影响，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社会为何最终向革命而非改良的方向发展：“当我们从梁启超那里获得精神食粮时，我们从孙中山先生及其同情者那里得到了感情上的影响。一般说来，当决定性时刻到来时，感情导致行动；当这一时刻在中国到来时，孙先生这位梦想家兼实干家在对拥护宪制政体的新式文人的论战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像学生一样，通商口岸所孕育出的新型商人是新崛起的力量之一。但比起农业和手工业，新工业与商业群体所占的比例仍小。他们开办了自己的工厂、学堂、报馆、银行，却只能局限在交通发达的沿海地区，它们仍难以渗透到广阔的内地。被*推崇的工人阶级，直到1925年才表现出自己的力量。

新式军人或许是中西冲突中产生的最重要的新力量。*太平天国与对抗西方入侵者共同造就了新式军队，19世纪80年代一些水师学堂的创立培养了更有现代眼光和全球意识的军人。国家安全所遭遇的接连挑战，使得军人同样被希冀成为社会的楷模，传统的“好男不当兵”的心理在20世纪初已经大有改观，现代中国的缔造者们很多都是这种新式军事教育的受益者。而袁世凯采用新武器与新方法训练出的北洋军在1912年时人数达到了全国军队的1/3，实力最终将袁世凯推向了总统位置，也为日后的军阀混战奠定了基础。

脆弱的新政（4）

1904时，张謇感慨过去10年的中国社会的变化超过以往的百年，这位1894年的状元在1902年时已开始准备创办实业，这在科举制度的历史上的确匪夷所思。而接下来几年中国社会变化的速度显然更快了。对于占据人口90％以上的乡村，人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对于新思想毫无察觉，但对日渐恶化的生活状态感触尤深。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已摧毁了曾经的乡村秩序，人口的继续增长则使资源供给更加紧张，往日苦闷、单调的生活仍可维系在一个简单清晰的道德准则中，乡绅与宗族观念仍为他们提供了某种心理上的保护，但现在这种旧秩序正在消退，没人能为他们在这个无情的世界上提供生活的避风港。他们本能地将这种生活品质的退化归咎于到来的新事物，铁路、矿山都多少代表了破坏风水的入侵力量。他们肯定不知道，这些新事物也逐渐将他们融入一个更大的全球网络中，既可能改善他们的生活，也蕴涵了摧毁他们的危险。如果政论家们使进步的青年们看到了未来的指向，那么当时的小说家则更出色地描绘了社会的压抑颓废气氛，看看《官场现形记》与《老残游记》就可以知道了。

历史的突发性常常令历史缔造者本身都吃惊不已。而且即使风云巨变之后，关于历史变革的原因可能都无法说清。

辛亥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于种族的对立之上，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逐渐使人们相信，是满族使中国陷入了绝境，只要他们被驱逐出去，那么这个国家可以迅速变得强大。但是，他们从未幻想过革命在1911年就会成功，他们的起义计划是1913年。革命心理学仍是个令人难以琢磨的话题。我们常常对这样的历史命题迷惑，是一个精英的小群体改变了历史，还是被积郁了太久的大众情绪最终推动了革命。

在富于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奉行行动主义的革命者与任何革命都会产生的大量的暴发户们获得政权，准备缔造新时代时，对于4亿中国人中的大多数来说，革命不过表明了“皇帝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