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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稍晚,又帮助迪斯雷利处理他的债务纠纷(当时的金额超过了5000英镑)。这份友谊超出了迪斯雷利对他们金钱的欣赏,而他们也很欣赏迪斯雷利的智慧。这是迪斯雷利作为小说家最为高产的时期:1844年有《科宁斯比》和《年青一代》,1845年有《女巫》和《两个国家》,1847年有《唐克雷德》与《新十字军》。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这些著作所提供的帮助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这种认同的程度还远远不够。
大概是由于他曾经受过洗,而退教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父亲依萨克与其犹太教会闹翻,同时他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乡绅的原因,迪斯雷利一生都对犹太教充满了兴趣。他的政敌试图用他的血统来攻击他,但迪斯雷利勇敢地把别人看成是弱点的东西变成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在19世纪40年代的小说中,他把自己的犹太人“种族”与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相调和,有力地说明他享受着这两个世界中最好的东西。毫无疑问,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交往对他的犹太主义特征有很大的影响。列昂内尔和夏洛特是很有吸引力的一对,列昂内尔富有而又有影响力,夏洛特聪明而又美丽;但他们身上最吸引迪斯雷利的——实际上还包括他的妻子——是他们浑身上下的犹太气息。另外,对没有子嗣的迪斯雷利夫妇更具吸引力的是他们的5个子女。迪斯雷利写道(1845年6月邀请他们到格罗夫纳门观看海德公园里的游行),他们是“美妙的精灵”。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24)
3个月后,这个家庭接待了歇斯底里的玛丽·安娜的一次奇异造访,她让自己倒在了夏洛特的怀里。在发作过后,她和迪斯雷利都进入了精疲力竭的状态(“我一直忙于校清样,出版商是那么讨厌可怜的迪斯一直坐在那儿写了一整夜”),因此他们准备动身前往巴黎,玛丽·安娜做出的举动让夏洛特吓了一跳,玛丽·安娜宣布她希望把夏洛特6岁大的女儿埃维莉娜指定为她遗嘱里的唯一受益人:
迪斯雷利太太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我这是来告别的,我也许再也见不到你们了——生命是这么无常迪斯和我可能会在火车或者轮船上丧命,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爱我的人,除了我尊敬的丈夫,这个星球上也再没有我关心的人,但是我喜欢你们这个家庭”
“我使出浑身解数安抚我的客人。”夏洛特写道,“她在对我细数完她的细软和财产后,从她的口袋里取出一张纸,‘这是我的遗嘱,您一定得看看,把这个事告诉尊敬的男爵,而且您要替我保管好它’。”
当夏洛特轻声告诉玛丽·安娜,她“无法承受如此重大的责任”时,玛丽·安娜翻开那张纸,大声地读道:“‘万一我心爱的丈夫先我升天,我将我个人的所有财产全部留给并赠予埃维莉娜·德·罗斯柴尔德。’‘我爱犹太人,’她继续道,‘我已经把自己与您的孩子们联系在了一起,她是我的最爱,她应该也必须戴上蝴蝶(玛丽·安娜一件珠宝的名称)。’”
这份遗嘱在迪斯雷利和他妻子之间发生了“一个事件,一个非常令人不快的事件”之后,在第二天早上被退了回来。然而,这对夫妻对家庭生活的兴趣却丝毫没有任何减退的迹象。当利奥在1845年出生的时候,迪斯雷利(在写自巴黎的一封信里)表达了他的期望:“他将证明自己无愧于自己纯正和神圣的民族,也不逊于他那些漂亮的兄弟姐妹。”“我的天啊,”玛丽·安娜在见到这个孩子时惊呼道,“这个漂亮的孩子可能会是我们正在等待的未来的弥赛亚——天晓得!而你将会是最幸福的女人。”
在迪斯雷利与夏洛特的关系中,总是存在着一种失落的仰慕情愫,同时又夹杂着对他妻子玛丽·安娜难以掩藏的嫉妒。对于这种仰慕,迪斯雷利没有否认。“在我一生的奋斗过程中,”他在1867年3月对她坦白,“来自于那些我们所爱的人的关怀是一种慰藉,我对您的爱无人可敌。”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说法并非仅仅是迪斯雷利式的修辞手法。有一次,当夏洛特造访迪斯雷利家时,很显然有某件事情牵涉到了玛丽·安娜,迪斯雷利赶忙道歉:
我认为我对给您造成的麻烦深感内疚,总体说来,昨天您要是没碰上是最好的,因为错过了睡觉的时间以及其他原因,她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状态,因此我现在再也不在晚上见她。
她希望将她对您的爱带给您,我也将把我的爱带给您,而且在很久以前我就已经把我的爱给您了。
所有这一切中最奇怪的是玛丽·安娜对夏洛特有确凿证据的深厚的友情——或许是对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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