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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的全球化体系的本质是新的国家事务的基础，观察、了解和解释它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我上面列举的所有“六维”进行判断——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刻，对不同局势得出不同的结论，但必须懂得这是所有因素汇总在一起内部运作的结果，这正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最明显的特征。因此，作为一位全球主义者分析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将所有这些点有条不紊地连接在一起，观察全球化体系，然后再整顿秩序。

如果我错了，那就到此为止；如果我没错，那么很多人就需要重新回到学校学习。我认为这点对那些负责解释世界的新闻记者以及对那些像全球主义者思考的问题和对世界的形成负有责任的战略家都特别重要。不同世界范畴和不同机构之间的联系网天衣无缝，记者和战略家看问题就应如此。很不幸，新闻记者和战略家的偏见根深蒂固，通常用分割的狭隘的专业知识考虑问题，他们忽视了世界不是支离破碎这一事实，民主、政治、国际政治和技术行业也并没有全部崩溃。

让我略举一例，数年前，克林顿政府威胁要对日本实行贸易禁运，除非日本对某些产品自行消除官方或隐避的关税壁垒。但每次在政府内部辩论是否采取行动时，精明的米基·坎特似乎赢了，总统也似乎下决心要对日本采取严厉措施，但到关键时刻，克林顿总统又退缩了。下面是我想象当时发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争论：

坎特走进椭圆形办公室，一屁股坐在总统侧面的椅子上，对克林顿总统说，“总统先生，日本人正在高筑壁垒，他们再次向我们宣战。他们不让我们向他们出口，现在到了我们对他们采取严厉措施的时候了。对他们实行制裁，总统先生，时不我待，机不可失。另外，总统先生，我们还会赢得工会的欢心。”

“米基，你做得太对了，”总统说，“继续干。”但是当坎特离开房间准备对东京采取严厉措施时，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从椭圆形后面的办公室拐了进来。

“嗨！总统先生，”鲁宾说，“你是知道的，如果我们对日本实行制裁，美元将会直线下跌，日本将会把他们手中所有的美国国债卖掉，我们国内的利率就会因此而上升。”

总统立即对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坎特说：“哟，米基，米基，米基，回来坐会儿，我们还得重新考虑考虑。”

几天后，坎特又折了回来，再次向总统陈述了他的看法，这次总统似乎真的被说服了，他告诉坎特，“我再也不会袒护这些日本人了，米基，制裁他们，严厉地制裁。”

正当坎特准备离去对日本采取严厉措施的时候，国防部长威廉姆·佩里从另一边进来。

“嗨，总统先生，”佩里说，“你是知道的，如果我们对日本实行制裁，日本将不会就冲绳基地问题与我们进行谈判，也不会支付他们就朝鲜核反应堆分摊的款项给我们。”

总统急如星火地对正要出门的坎特说：“哟，米基，米基，米基，回来坐会儿，我们还得重新考虑考虑。”

这是我想象出来的情景，但我敢下大注，实际情况与此相差无几。能将真实情况告诉读者的不是外贸记者，不是财政部的记者，也不是五角大楼的记者，而是能同时来回奔跑于三个部门、并利用三方面情况进行套利的记者。

耶鲁大学国际关系学和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和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将他们的工作看成是为美国培养下一代战略家。由于众望所归，他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开设好这门课程，以便培养出能从全球范围内考虑问题而非仅仅是参与者的新一代战略家。在一篇由他们共同执笔撰写的专论中，加迪斯和肯尼迪对许多国家现在仍然由一些参与者制定和分析外交政策深表惋惜。

“这些人”，耶鲁大学的两位历史学家写道，“他们审视部分图画是非常能够胜任的，但要他们看清事情的全貌就为难他们了。他们总是坐在小房间里单独从事模仿性工作，互相之间很少有人试图抢夺他人所做的项目。他们信心十足地从这棵树走向那棵树，但让人吃惊的是，他们在森林里只是一棵树一棵树地解决。以前伟大的战略家是既见森林又见树木，他们知识渊博，善于从生态学的前景处理问题，他们认为世界是张大网，他们在一个地区所作出判断立即会影响到全局，因为每件事都是相互影响的。今天，到哪里去寻找一位知识渊博的人呢？大学或思想库里的主要倾向正朝着更狭隘的路子：对单一领导的功能抬得很高，而忽视其他跨行业的领域的作用。没有人认识到事情的整体，没有人知道怎样将研究成果汇总，或阻挠形成那种不可能是战略，而只能是随波逐流的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