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3/4 页)

为必须符合个人的理想。

孔夫子就是这样通过强调社会规范，强调以理想类型作为行为模式，而加强羞耻感的自我认同的。

“性派对”的行为者对“羞耻感”和“内疚感”的认同，主要反映在他们的矛盾心情上：一方面，他们通过这种行为，实现了个人的理想，因而并不感到内疚；另一方面，这一行为并不符合社会规范，他们无法取得社会的认可，因为产生一种羞耻感。

而与此感觉相伴的则常常是心灵的内疚。

换言之，这个“特殊家庭”的成员想不羞耻和想不内疚是很难很难的，这无疑制约了他们的行为。

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中的人道主义极为重视和谐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大家庭内的和谐关系。社会化的控制经由家庭传递和制裁来实现全面整合的。

在这种背景下，羞耻感与内疚感的动力学就成了“病患家庭”的复杂混合物。

家庭，尤其是一家之长因有“家丑”而对外界会感到羞耻，而“患者”本人则不会。

这是典型的精神病变。

中国人对于“精神病”三字有着“谈虎色变”的内惧。

国外有学者指出，加于“精神病”的“污名”可能起源于家庭害怕遭到批评和受到玷辱所致。

“患者”对家庭的内疚，可能因为感觉自己的“病患”对家庭的声誉受损而引发的自责情绪；家庭的内疚则体现在对因对“患者”照顾不周或对祖先的疏忽而引发的挫折感。

显然，“性派对”行为者都不愿意被人视为“精神病”或所谓的“疯子”，他们能够用自己独特理解，保持家庭的内在和谐。

比方，如果夫妻双方都是这个部落的成员，为了有人照看孩子，他们就只能让一人轮流参加；要是两人都去，就必须请老一辈照看孩子，为此，他们必然得编造得体的“谎言”，让老人因为帮了他们而感到自豪，而不是因为帮了他们而感到可耻——如果你告诉老人说自己要去参加“性派对”，老人当然不会帮你，而且感觉你羞辱了这个家庭。

“态度症候群”：“性派对”制约之二

中国人在决定他们行为的同时，总是附带别人对那些行为期待的反应。这是“态度症候群”的发光体，是第二个制约“性派对”行为的潜性闸门。

这种“症候群”的具体表征是：个人行为总是具有与外界的期望或社会准则相一致的自觉趋势，它并非由于内部的愿望或家庭的整合，而是由于只有这样的协调统一，个人的行为才能受到社会的保护，自我才能作为社会网络的一个整合部分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传统的中国人关心他人对行为的反应大多表现在：听从社会期望，具有从众心理，顾虑外界意见，尝试获得奖赏，以及维持和谐、在意印象、崇拜权威、注重评说和在一种社会情境中躲避惩罚、困窘、冲突、拒绝、嘲笑和报复等“失控症状”。

“性派对”的行为者不愿认同这种“传统的禁锢”，他们严格掌握“自己的身体”，拥有对自己身体的“任意使用权”，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

一般而言，个人主义者更喜爱松散的社会结构，只关心自己及其直接的家庭对象。

它与集体主义相对峙，后者更喜爱严密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社会中，个人可以期望他们的亲戚、氏族和其他外在群体在忠诚的没有疑问的相互交换中获得照顾——这种集体主义与政治无关。

“性派对”行为者一方面标举个人主义的大旗，一方面又继续生活在集体主义的阴影中。这种矛盾心情和社会现实大大牵制了他们在“人性解放”的路上走得更快更远。

面子主义：“性派对”制约之三

与“羞耻感”和“态度症候群”紧紧联系在一起、对“性派对”行为进行第三个制约的是“面子主义”。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遮阳部落”的居民每次活动过后，他们都是互不联系，甚至无意中在路上相遇，都会装作不认识。

说到底，有一种“面子主义”在作怪。

“面子”就是一个人的“脸面”，它是个人自我道德是否完善、个人行为是否得到社会信任的测量仪。

失掉它，个人将在社会场域内不可能合适地行使正当职能。

“脸面”既是强化价值标准的社会证书，也是内化自我修炼的个人磁场。

它表明一个人在特定的群体接触中有获取别人认可的期望，因为别人的认可将是有效地实现个人价值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