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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我吗？我躲在刘湘的警备司令部里，有那么多的兵给我站岗呢。再说他们只知道有个叫光头的，又不知道这个光头是谁。”

我啼笑皆非地摇摇头，又想起我们年轻时在南京参加“五卅”运动的情景。人啊，一辈又一辈，都是这么过来的。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万县城里的年轻人，忙着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一青白日黑夜地忙碌着，来得少了。我想到自己不明不白地关在牢里将近一年了，苏联没去成，外面的活动又无法参加，真是莫名其妙。也不知道山上的同志们怎么样了，宁儿和亚彬还以为妈妈……正在胡思乱想，老汪突然来了，还给我带了一个叫刘剑国的人来。老汪说：“陈大姐，现在形势变化很大，你要近期能够出来，就和老刘一起，从上海走，他负责你一路的安全；如果出来晚了，可能就不行了，上海很快会吃紧的。”

老汪走了，刘剑国每天都来陪我。这是个挺和气的朝鲜人，流亡到中国来的，像他这样的人当时在重庆很多。他给我讲他们国内的风土人情，讲他们的人民做亡国奴的滋味，看得出来他很思念他的祖国；他还说他这次不是到苏联，而是要回国去，参加祖国的抗日救亡斗争。

没多久，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抗战，接着蒋介石被迫同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在全国各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战区烽火连天，敌后的抗日救亡活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形势这样紧张，刘剑国不走是不行的了。这时已经是九月初，他整整陪了我两个月。临走时刘剑国对我说：“大姐，眼下国共已经合作，许多共产党的大人物都放了，你又没什么证据，一定会很快出来的。到时候，你就到宜昌东山铁路坝，找一个叫刘海清的人接头。上海不好走了，他会送你从延安那边走。”

我死死地记住了这个地址，和这个人的名字：刘海清。日子又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我出狱的事还是没有眉目。郝疯儿和陈吉庆看我着急，就又备了礼信财物，找了一个叫王大爷的去问那个蔡司法，说国共都合作了，即使陈先生真的是共产党，也该放出来了，还关着她干什么？那姓蔡的收了东西，支支吾吾地，只是口里说快了快了，又不见行动，气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正在着急，竹栖回来了，一看我还在牢里，就急得跺脚：“诗姐，你这是怎么回事嘛？我看那姓蔡的有名堂，是不是拿到你的什么关节了？”

我说：“先不说他，还是说你吧，你毕业了？”他说：“就算吧。这回呀，刘湘下了决心，要把兵权抓在自己手里。原来各地的保安团，都被蒋介石叫康泽派了特务，这回刘湘又在各地建立了国民自卫队，队长由县长亲自兼任，副队长等于副县长，大多是我们这次培训班出来的地方军官，专门和蒋介石对着干呢。”

我说：“那刘湘封了你个什么官啊？”

他笑笑说：“还可以，忠县国民自卫总队的副队长。”我说：“好啊，叫孟伉来，我们为你饯行！”

他说：“可是，诗姐你……”

我说：“你男子汉大丈夫的，怎么就这样儿女情长，我坐牢又不是第一回了。”

竹栖一听，突然想起了什么：“对了，诗姐，我到重庆去看了亚彬和宁君，听曾三姐说，你上次出来，是她的妹夫雷青成帮的忙？我这次在成都，听说这个雷青成当了泸州的专员，说话管用得很呢，要不要我给他写封信去？”我说：“算了吧，这年月，形势这么乱，谁知道谁是怎么想的？再说他是康泽的大红人，弄不好会把事情搞复杂了。”竹栖说：“可是再不把你弄出来，我走了谁来管你啊？你这个人啊，就是怕麻烦别人，你不写，我来写。”于是他背着我给雷青成写了一封信，就上任去了。不久，听说泸州来了电报，查问有没有关着一个姓陈的女教师。陈吉庆听说了，连忙叫那个王大爷跑到蔡司法那里说：“叫你放你不放，这下子人家追问来了吧？你知道这雷青成是什么人？蒋委员长的红人，刘湘刘省长的好朋友，你以为这位陈先生，当真是寻常人物吗？人家外面都在说，你留着陈先生是拿她当财神了，只要有她在牢里，就有人来给你进贡，你吃饱了还想吃，就不怕被胀死啊？”

那蔡司法连忙说：“哪有这回事，陈先生的事情我们都弄清楚了，就是没雷专员的电报，也要放她的，国共都合作了嘛。”

就这样，青成的电报来了还不到一个星期，就由一青给我找了个保人，放我出来了。事后听说那姓蔡的老是关着我不放，果真是王大爷说的那个原因：有我在牢里，就会有人给他送字、送画、送钱。就因为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