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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断言。小说家乔治康拉德和社会学家伊万塞莱尼在他们合著的《通往阶级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中认为，马克思构想了一个由工人阶级统治的共产主义国家或一个最终政府完全消亡的乌托邦，而这样的构想在今天的社会已经彻底走样。因为一个新的阶层掌权了：这是一个由工程师、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对，还有诗人组成的阶层，即知识分子阶层。

这本书的写作属于革命壮举——两位作家只能在匈牙利布达山区的一个小村庄中隐居起来写作，以躲避秘密警察的抓捕，他们每天晚上将书稿埋在花园里保护好，以防第二天大清早它在令人胆战心惊的警察搜查中被找到。1979年，他们完稿后的第5年，该书在西方国家出版，引起了意料中的轰动。这一年正值“冷战”刚刚开始谱写最后的胜利篇章，罗纳德里根当选为总统。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开始了长达15年的统治。任何对所谓“工人阶级天堂”的抹黑，尤其是来自内部的声音，都成了一起地缘政治事件。

《通往阶级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建立在一本更具开创性著作的基础之上：米洛万吉拉斯的《新阶级》，这本书被更早的一代人偷偷带出东欧。康拉德和塞莱尼在20世纪70年代从事写作，他们不是共产党员，却属于贫穷而又受社会宠爱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阶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总书记铁托进行党派斗争及前往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时，吉拉斯作为更早一代的革命人士曾是他的得力助手。20世纪30年代，吉拉斯因参加革命运动被关进监狱，而他因《新阶级》——这本书自然而然地立即引起了全球轰动——被判7年监禁并被关进同一监狱。一位社会主义阵营的高级官员公开谴责自己曾协助创立过的体系，这还是头一遭。1945年，乔治奥威尔在寓言小说《动物庄园》发出了同样的指责声音。13年后，吉拉斯表达了对意识形态极具颠覆力的观点。他认为，所谓的工人阶级国家已由一个新阶级——即共产党组织——取代了原先的资本家统治阶级。吉拉斯进一步估计了这个新的精英阶层与它统治下的人民间的物质差距，他引述了苏联异见人士尤里奥尔洛夫的报告内容：省级或城市党组织首领的收入约为一般工人的25倍。

康拉德和塞莱尼对上述分析补充了重要一点：这一新阶层的统治实际上等同于知识分子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夺取——在封建社会，传宗接代和军事实力可能决定了权力；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和出色的商业头脑决定了控制权。他们断言，在共产主义社会，技术能力和高等教育是新的党派精英阶层最重要的决定性特征。

他们的分析道出了许多真相，也说明了为什么东欧和苏联的旧知识分子阶层的成员（更不用提他们在西方国家的朋友们了）十分怀念旧秩序。但是，今天你再捧起《通往阶级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时，你会发现最惊人的一个悖论：书中对《华沙条约》缔结下的社会主义颇具异见的剖析竟十分适用于21世纪的全球资本主义。对于康拉德和塞莱尼研究过的知识分子阶层，即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专家而言，苏联的解体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兴起最终成为通往阶级权力的真正道路。

21世纪西方经济学家的语言比20世纪70年代欧洲几个重要异见人士的语言还要单调，这也是为什么21世纪初美国的学术争鸣并不时常提及“技术专家已经崛起并最终将掌握阶级权力”的原因。但是，尤其在西方发达经济体中，有很多研究涉及“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对收入分布的影响。学界达成了共识，其中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戴维奥托最有力地提出了观点。他认为，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事实上已经将技术专家送上了通往阶级权力的道路。奥托说，这种技术革命使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顶端的富豪获得了巨大的回报，他们受过专门教育，具备利用新技术的技能；那些做着“卑微”工作的低收入底层人民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而两者中间曾经支撑中产阶层的高薪工作逐渐消失了。

当然，到底是什么正在造成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目前学界还在激烈地辩论。研究这一现象的几位最诚实的学者归结出了多个原因。学界普遍认为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是其中一个或可能是唯一的因素。2012年1月，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曾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艾伦克鲁格就经济不平等发表演讲，他提到的一件事可以表明以上共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群经过挑选的职业经济学家正在纽约美联储参加会议，克鲁格请他们就造成收入两极化现象的主要因素参与投票，结果他们几乎一致地投给偏重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