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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般与汉族农耕文化融为一体；通过唐太宗“贞观之治”这一封建人治盛世之巅的描述，探讨中国的土壤能否自发诞生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外来的法治之苗能否移植成活长成参天大树；从宋太祖赵匡胤由黄袍加身登上皇位的不胜重负展开笔触，追寻北宋军事何以一误再误，并导致中原从此积贫积弱，成为少数民族逐鹿的广阔战场；以农民皇帝朱元璋的狭隘变态为由，写他如何用管理农业的方法治理国家，遏制商品经济之苗，将整个中国农业化，使得古代社会更加凝固不变、停滞不前，与同时期的西方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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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

偶然在历史进程中固然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由环境、气候、种族、时代所决定的历史必然性像一条红线，总是那么突出地贯穿于古今历史之中，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呈螺旋状态势向前行进。中华文明在一个相当封闭的环境中自我发展，形成独具一格的亚细亚文明系统，与以古希腊为源的西方文明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其优劣得失，也在古今、中西间的纵横比较中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具体创作时，我尽可能地以西来的启蒙思想为参照，将历史与现实联系在一起，打通文、史、哲之间的联系与通道，以历史与历史人物为载体，用哲学的思维审视反思，以文学的方式描摹再现，熔历史的厚重、文学的灵动、哲学的思考为一炉。

《历史的刀锋》不是学术论著，它是一部雅俗共赏的系列文化历史散文，适合于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水平稍低的读者可以了解历史人物、历史故事，获得一定的中国古代历史知识；文化较高的读者则可领悟蕴涵其中的思想，对中国历史怎样一步步从远古走到今天，神秘莫测的“上帝之手”如何历史的刀锋，从而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命运等重大命题，获得较为明晰的认识与启发。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历史的转盘在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的操纵下，通过一个个走马灯似的“英雄”不断地拨动着旋转不已，一直转到了今天。天翻地覆的政治事件、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早就化为股股云烟飘散、消失在历史深处，犹如一道道流血的巨创，再大也可被时间缝合、痊愈。巨创不再，但伤疤永存。这疤痕就是代代积淀、凝聚而成的传统文化，它们形成一种民族潜意识、集体无意识不断地作用于历史、影响到今天，无声无息却又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地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个人信仰之中。

回望历史是为了活得更加清醒，研究历史是为了变被动人生为主动“出击”，反思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未来。如果有一天，历史的发展规律与客观必然全在人类的认识与掌握之中，从而择优选取最佳时间、最佳人物、最佳途径等机动、可变的偶然因素，按照人们认可的理想模式加以改变、创造，那时的人类社会，当是一番怎样的光明与灿烂？

传统文化的“上帝之手”（1）

一

《易经》，一般称为《周易》。《周易》之名，最早见于《左传》一书。至西汉时，儒家学派将《周易》、《诗》、《书》、《礼》、《乐》、《春秋》等著作奉为经典，名曰“六经”，《周易》这才被称作《易经》。

《周易》一书到底成于何时？对此，《周易大传》曾以一种把握不定的疑虑口吻写道：“《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迄今为止，学术界虽然尚未得出一个无可置疑的肯定结论，但大都认为该书成于三千多年前的殷商之际或之前。

那么，作者又是谁呢？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历来就有所谓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之说。《史记》作者司马迁也认为《周易》的作者就是周文王，他在《报任安书》一文中曾写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之语。西伯，也就是周文王，因其为商朝末年西方强大的方伯之国周族领袖，故称西伯。当然，也有人因为《周易》六十四卦的爻辞中记有周文王之后的史事而提出质疑，认为卦爻为周文王推演，而辞文出自周公或他人之手。其实，像《周易》这样的经典之作，其成书难以一蹴而就，肯定得有一个从雏形到充实、完善的漫长历程，必须经过多人乃至数代人的构思、采辑、撰写、订正、增补与润色才有可能形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周易》文本。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肯定作者就是周文王一人，但我们至少可以推断，周文王在《周易》成书的过程中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六经之首的《易经》，在我心中一直是部望而生畏的皇皇大著。它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