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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国家补贴几十万，听任她胡作非为，单打一地加工《智取威虎山》。

这时，周信芳再也不能容忍了。他在党总支会议上，义正词严地指责这

是“劳民伤财”、“耽误演员的青春”。

江青、张春桥知道后，非常恼火，叫人给梅兰芳、周信芳几十年的舞台

生活“排排队”，想要用数字来表明，他们劳碌一生，徒具虚名，贡献无几；

并企图借此反证，他们的所谓“十年磨一戏”，功劳卓著。

不料，排出来的“年谱”表明，周信芳从二十岁自编自演《英雄血泪图》

起，到六十五岁自编自演《义责王魁》为止，所创作，改编、整理、移植的

剧目，竟有二三百出之多，其中脍炙人口的名剧，就有几十个。

这铁一般的事实，对江青、张春桥一伙，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第一次受冲击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在《文

汇报》发表。文章以无限上纲的架势，把《海瑞罢官》打成反党、反社会主

义的毒草。剧中写了“退田”，就是要人民公社向地主退田，就是搞复辟，

刮单干风；剧中写了“平冤狱”，就是要为地主、资产阶级“翻案”；剧中

歌颂了海瑞的“刚正不阿”，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令人注目

的是，在文中特地加了一句：“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

很明显，一场政治灾祸马上就要降临到《海瑞上疏》和周信芳的头上了！

姚文元的文章抛出不久，张春桥就跑到上海京剧院，借讨论《智取威虎

山》为名，当众抛出周信芳，说《海瑞上疏》中的雨伞是为民请命的“万民

伞。”一九六六年二月，张春桥又指使徐景贤在《解放日报》上抛出署名丁

学雷的文章《为谁效劳？》。这篇文章从立论、语气、架势、腔

调与姚文一般模样，如同一胎所生。在报纸的编者按中首先指出：“《海瑞

上疏》同《海瑞罢官》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文章则说《海瑞上疏》“尽

量在骂字上做文章，因此在吴晗同志称之为‘全国一盘棋’的资产阶级向无

产阶级的大进攻中，起了先锋‘卒子’的作用”。又说，海瑞骂皇帝，就是

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修正主义者站在向无产阶级进攻的

前头，疯狂地咒骂和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疯狂地咒骂中国共产

党。文章还诬蔑《海瑞上疏》、《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等

一起，联成了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逆流。

又隔了三个月，张春桥等犹嫌丁学雷的文章火力不足，又以方泽生笔名

抛出了《必须继续批判》，发表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的《解

放日报》上。这篇文章“批判”的调子更高：“《海瑞上疏》是一棵不折不

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你们居心险恶，坚定不移地站在右倾

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立场上，利用《海瑞上疏》这样的武器，向党发起恶

毒的进攻。你们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掀起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合唱

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篇文章公开点了周扬和周信芳的名字，说：“这

个戏就是在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和副院长陶雄等人的精心计划之下编导出

来的”。“他们还有一个‘靠山’，是中央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他不但为

《海瑞上疏》出点子，送资料，而且在看了这个戏的演出以后，亲口赞之曰

‘好戏’，为它作了肯定的结论”。

前后三篇文章，一桩冤案就此构成。

“文革”一开始，周信芳当然便首当其冲受到迫害。

张春桥加紧对周信芳进行迫害。他把一个名演员在旧社会中无法避免的

一些社会接触，硬说是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把周信芳在艺术上不同他们合

作，诬蔑为“反对样板戏”；又把周信芳编演的与彭德怀毫无关联的《海瑞

上疏》，说成是吹捧彭德怀。

周信芳被责令交待问题。京剧院里，贴满了所谓揭批周信芳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