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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冷看了一眼,不再理他了!
被捕入狱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晚上九时左右,周家大门外面的马路上,传来
一阵汽车的刹车声。一会儿,进来三个人。走在前面的,是驻上海京剧院的
工宣队员,后面跟着两个穿军服的人。
那领头的提着嗓门对周信芳说:“市里找你去,快收拾一下,跟我们走
吧!”
这时,周夫人已病倒在床上。她听到这些话,便用手肘撑起身子,惊慌
地问:“你们要带他到哪里去?天都这么晚了!”
“这个你不用问!”工宣队员生硬地回答了一句,回头又对敏祯说:“你
帮着收拾一下,准备一条棉被和两套替换衣服,别的什么都不许带!”
周夫人带着哭音叫道:“我是他的家属,他是我的丈夫。你们应当告诉
我,究竟要把他带到哪儿去?”
一个穿军装的说:“告诉你也可以,这不需要保密。我们是市革委会专
案组的,三反分子周信芳已经被批准隔离审查了!”
“有批文没有?”周信芳微仰起脸,用平静的声调问道。
“当然有!”那个穿军装的傲慢他说,“这里春桥同志亲自批的,但没
有必要给你看!”
周信芳知道跟他们说理是没用的,便走到床边,搂着夫人的肩膀,让她
重新躺下,说:“丽琳,我走了,你自己多保重吧!”说罢,他迈开瞒珊的
脚步,朝房门外走去。
第二天,“四人帮”又派人到周家,再次抄家,并且又拘捕了周少麟。
一连串的重大打击,使病中的周夫人更加一蹶不振。她对在一旁啼哭的
儿媳敏祯说:“别哭了,一切都了结了。”
从此,周夫人滴水不进,仅仅过了三天,她就含冤长逝了。
当时,周信芳被关在上海西郊漕河泾镇附近的一所少年犯管教所里。在
一道两丈来高的水泥围墙里面,有一排四幢三层的红砖建筑。“一月风暴”
后的几天内,这里的少年犯就被清理一空。有的移送提篮桥监狱,有的转到
劳教农场劳动,但大部分被放掉,让他们到社会上去参加“文化大革命”。
如今,这里关满了数以百计的“专案审查对象”,其中有原中共上海市
委的常委、部长以及副市长、正副局长,还有高等院校的党委书记、校长和
大批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周信芳就被囚禁在第二幢楼房三层楼的一间监房
里。
奇特的外调
伴随着周信芳的,是无休无止的审问,写不完的交待以及忍受不了的折
磨。但他偶或也会碰到意外而有趣的事情。
那是一九六九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有人来找周信芳外调。在一个专用的
房间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另一个是外调人员,四十
多岁,穿了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绿军装。专案人员照例先讲了几句“必须老
实交待,不准隐瞒”之类的话。接着,那位外调人员问:“周信芳,你认识
×××吗?”
这是个陌生的名字,周信芳想了想,然后摇头说:“不认识!”
“真的不认识?那他怎么交待一九三二年在汉口的时候,跟你在一起
的?”
“哦,一九三二年。。不,我根本没遇到过这个人。”周信芳实在想不
起有这么个熟人。
那个专案组人员见状,便光起火来,拍了一下桌子大声吼道:“周信芳,
你要老实交待跟那人的关系,否则罪加一等!”
周信芳则平静地缓缓回答说:“不认识就是不认识,如果‘不认识’也
算是一种关系的话,那么我跟那个人就是这种关系。”
那个外调人员倒是沉得住气,他不紧不慢地劝了周信芳几句,无非是“再
好好想想”,“要考虑后果”之类的话。
彼此沉默了一会儿,那位专案组人员便与外调人员耳语了一阵子,然后
打了个呵欠,离开了那间小屋。临走前,他对外调人员说:“你自己问吧!”
专案人员一走,那外调人员突然变得和颜悦色了。他神秘地压低了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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