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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亚夫军中校尉邓公从前线来见景帝，景帝忙问：“你从前线来，可知晁错已死，吴、楚等愿意罢兵吗？”邓公直言不讳地说道：“吴王蓄谋造反，已有几十年了，今天借故发兵，其实不过是托名诛错，本是欲得天下，哪里有为一臣子而发兵叛乱的道理呢？您现在杀了晁错，恐怕天下的有识之士都缄口而不敢言了。晁错欲削诸侯，乃是为了强本弱末，为大汉事世之计，今计划方行，就遭族诛，臣以为实不可取。”景帝听罢，低头默然。

袁盎来到吴国议和，吴王当然不许，反把他囚禁起来，好在他宁死不降，总算有点气节。后来经人相救，逃回长安。诛杀晁错一事虽由袁盎提议，却是景帝一手办定，又兼袁盎拒不降吴，不便加罪，景帝只好让他照常供职。

晁错不仅是替罪的羔羊，还是用来祈祷平息叛乱的祭品，这一切，都源于他的书生本质。他死得确实冤枉，完全是一场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

在封建官场惨无人性的争斗中，充斥着机诈、残忍、嫉妒、仇恨和愚昧，一味正直前行的人往往会在这台恶魔般的机器里被碾成齑粉。

晁错的悲剧也是由他的性格所致。只知忠诚，却不知忠须有道；只知为国家着想，却不知自谋生路。锋芒太露，不知迂徐婉转；触人太多，不知多结善缘。如果不改其性，即便当时不死，也决不会长期立足于汉廷，因为只靠一个人一时的信任实在是很不牢靠的！

当然这决非说人应当圆滑诡谲，了无棱角，而是从把事情做好这一角度出发的。拿削藩为例，如果渐行其道，分割削减，而不是骤然削封，逼迫各诸侯团结一致对付皇帝，恐怕不致于激成一场祸国殃民的叛乱。

至于晁错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实在难说得很，但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敢作敢为的人，是一个书生，那是毫无疑问的，这样的人不得好死，在封建史上实在是常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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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国与忠君（1）

在中国古代，好像总是说家、国一体，君、国一体。家、国是否一体姑且不论，起码君、国并非一体。否则，那么多的爱国之士惨遭封建皇帝的疑忌和杀害又作何解释呢？

其实，在传统社会里，君、国一体本是理想状态，其实际情况往往是国为公而君为私，国是天下人的国，而君是一人的权、利之私的君。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忠君”未必是“爱国”，而“爱国”也并不一定是“忠君”。因此，这里就分出了一个“大忠”和“小忠”的问题，所谓“大忠”就是忠国不忠君，忠事不忠人；所谓“小忠”，就是忠君不忠国，忠人不忠事。要想二“忠”得兼，谈何容易！

既然二者难以得兼，如何待奉君主就成了一门极其高深的艺术，任何官场上的成功者，是不是一个政治家，姑且不论，但说他们是玩弄权术的艺术家，那绝对错不了。所以，对那些成功的封建官僚，与其称他们是什么政治家之类，倒不如送他们一个官场艺术家的雅号来得更为贴切。

但也不可一概而论。

中国的封建官场虽是一个大染缸，进去的人难免会染成一身血红或是黑紫，但毕竟还是有“拒腐蚀，永不沾”的硬骨头在，如果不是这样，那中国的封建社会真是永不见天日了。

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国相崔杼因为齐庄公与他的周亚夫便服像

妻子棠姜通奸而派兵杀死了齐庄公，这的确是国君荒淫无道，死了也是罪有应得。但根据当时的观念，臣下无论如何是不能杀死君主的，不管他犯了什么罪责。更奇怪的是，臣下杀了君主或是儿子杀了父亲，不叫“杀”，而叫“弑”，就是杀人用词，也要分出等级来。

崔杼很有权势，杀死了齐庄公后，他暂时把持了齐国的大权。他按照当时必须遵循的习惯，把掌管记载历史的太史伯叫来，让他记载齐庄公死亡这件事。

崔杼说：“你一定要这么写：先君暴病而亡。”

太史伯说：“历史不能胡编乱造，按照事实记录历史，是太史的本分。”

崔杼决未想到一个太史竟敢顶撞他，就恶狠狠地问他：“你打算怎么写？”

太史伯说：“我写好你就知道了。”

等太史伯写完，崔杼拿过去一看，竹简上刻的竟是这样几个字：“夏五月，崔杼弑君。”

崔杼说：“你还是另写吧，不然，就杀了你。”

太史伯说：“杀就杀了，写却不能另写。”崔杼就把太史伯杀了。

根据当时的习惯，兄死弟及，太史伯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