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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离开维希法国，这当然是件最最可怕的不幸事情。一切都已准备妥贴，那些宝贵的证件都已经拿到了手，但是美国登陆的消息刚一传来，所有的火车时刻表都暂停实施，边界也全部关闭。吉姆。盖瑟为了保护我们，冷静迅速地采取了行动，为我们提供了正式的记者证件，并把发证日期提前，填在一九三九年。凭着这些证件我们成了《生活》杂志的记者，这家杂志确实也曾发表过我写的两篇有关战时欧洲的文章。

非但如此，他还为我们办了别的一些事情。他们在销毁文件的时候翻出了《生活》杂志寄来的两封请求允许转载一些作家和摄影家的作品的信件。马赛有一个专为难民伪造证件的集团，这个集团手艺高超，由一个知名的天主教神父领导。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中，总领事虽然需要处理其他许多事情，但他还是通过地下关系，搞到了几封写在《生活》杂志专用信笺上的伪造信，我和娜塔丽也就真的成了《生活》杂志正式聘请的记者；这些证件看上去就和真的一样，那磨损、折叠的痕迹，那稍稍有点褪了的颜色，就好象真正用了几年时间。

詹姆斯。盖瑟并不指望这些伪造证件能够长期掩护我们，但是他相信，至少可以应急，直到帮助我们脱险。不过时间一长，危险也就逐渐增加。他原以为我们几天之内或是几周之内就能获释，因为我们毕竟并没和维希法国开战。我们仅仅是断绝外交关系而已，因此美国人并非“敌人”，根本不应受到“扣留”。然而，我们在卢尔德的这一群，总共约有一百六十名，却是实实在在被一扣留“在那里。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处在法国警察的严格管制之下，一切行动都须受到一名穿制服的警官的监视。几天之前，德国秘密警察在我们美国人被隔离的四家旅馆周围布下岗哨，从那以后，我们就不但受到法国警察的扣押，而且处在德国人的监督之下。这样一来，法国人的举止中不兔隐约表现出一种受到耻辱的窘迫之态，他们在一些小事上于是也尽可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方便，但是德国人始终寸步不离，不论我们走到哪里，他们总是板着面孔，踏着正步跟在后面奉陪，在旅馆的过道走廊里，他们双目凝视，紧紧盯住我们不放，如果有谁一不小心触犯了哪项德国戒律，他们就会厉声发出命令。

过了一些时候，我才渐渐懂得这种长期扣押的真正原因。盖瑟本人起初也不知道。原先被扣留在维希的美国代办，后来也和大使馆全体人员被带到我们这里，他住在另外二家旅馆，连电话通讯都受到禁止。这位代办名叫塔克，是个能干的人——对我的著作非常钦佩，虽然这一点无关紧要——看来他只可以每天在电话上和在维希的瑞士代表简短地通一次话。所以我们，尤其是住在加利亚旅馆里的人，事实上完全处于和外界隔绝的状态，对于一切情况都毫不了解。

我们受阻的原因后来终于弄清楚了，其实非常简单：在美国的那些应该和我们交换的维希人员几乎无一例外地拒绝回到法国。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德国佬此时已经占领整个法国。但是这使情况大为复杂化，而德国人也就趁机介入，抓住这个有利机会。到目前为止，他们仍是通过他们的维希傀儡进行谈判，但是事情也很清楚，他们是在利用我们讨价还价。

如果法国人当时爽爽快快把我们送到只有三十英里远的西班牙边界，我们很可能在一两个星期内便得脱身。如果那样，那倒也能算是对于美国这几年来慷慨赠予这个政府的大量粮食和药品的一种理所应该的报偿。但是维希政权的这些人属于人类生命中令人齿冷的那一类型。他们卑躬屈节，趋炎附势，自命不凡，狡诈多变，虚伪矫饰；他们反动保守，歧视犹太民族；他们既逞强好战，又软弱无能。他恶劣之甚实在有辱法兰西文化。他们是当年陷害德雷富斯那一批坏蛋的残渣余孽。总之，我们没能脱身。我们现在还在这里，成了德国人为索还他们被关押在国外的形形色色的间谍分子而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不用说，他们将会不择手段勒索高价。

我醒来的时候脑子里想着奥斯威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我们长期滞留在马赛的门德尔松公寓期间，路过那里的难民络绎不绝——一般最多只留宿一两个晚上——因此，我们听到欧洲犹太人之间的许多可怕的秘密传闻。根据这些传闻，东方正在发生许多暴行：大规模的枪杀，密封车内的毒气屠杀，凡是被押解到集中营的人要么立即遭到杀害，要么被饥饿或奴役折磨致死。我一直不能肯定这些传闻的可靠程度，我现在依然不能肯定，但是有件事情却是肯定无疑的；那个不断重复的地名，那个总是用最最恐怖和最最惊慌的话语悄声吐露出来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