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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变化：白天眯成一条缝，夜晚在黑暗中闪闪发光。后来，祖师爷死了。传说中祖师爷临死之前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猫，肩膀上生长着两个翅膀，他冲破窗户，落在院子里一棵大树上，然后从树上起飞，一直飞向了月亮。祖师爷死后，帮人哭丧的营生就断了线，但他的优美动听、令人柔肠寸断的歌唱声她听的心中缭绕。

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在咱们高密东北乡的地盘上，就有了一家一户的小班子，摹仿着祖师爷的腔调，开始了经常性的演出。一般是一对夫妻带领着一个孩子，夫唱妇随，孩子披着一件小猫衣，把一声声的猫叫穿插在他们的歌唱中。他们有时也为大户人家唱丧…一注意，这时已经不是“哭丧”而是“唱丧”了——但更多的时候是在集市上围场子。夫妻扮演着角色又唱又扭，小孩子端着小笸箩，猫头猫脑，猫腔猫调，转着圈子收钱。演出的节目多半是一些小段子，《蓝水莲卖水》啦，《马寡妇哭坟》啦，《王三姐思夫》啦什么的。其实这样的演出就是讨饭。咱们猫腔行当天生的就与叫花子行当有缘，要不，咱们也就成不了师傅徒弟。

“师傅说的极是。”小山子说。

这样的演出状况一直延续了几十年。那时的猫腔，没有乐器伴奏，没有正式的演出。那时的猫腔是戏也不是戏。除了前边咱说过的那种一家一户地演出外，还有一些农家子弟，在农业闲暇之时，敲击着卖糖的小锣和卖豆腐的梆子，即兴编一些词儿，在编制草鞋的窨子里或是自家的炕头上，自唱自娱，借以排解心中的寂寞和痛苦。那卖糖的小锣和卖豆腐的梆子，就是咱们猫腔最早的打击乐器。

师傅那时年轻，心眼儿灵活——这不是师傅自吹——在高密东北乡的十八个村子里，师傅的嗓子是最好的。大家聚在一起唱戏，渐渐地有了名气。先是本村的人来听，渐渐地就有外村的人来听。人多了，炕头上和草鞋窨子里盛不下，演唱的地点就挪到了院子和打谷场上。在炕头上和窨子里可以坐着唱，但在院子里和打谷场上就不能单是坐着唱，这就需要动作。有了动作穿着家常的衣裳就不自然了，这就需要行头了。有了行头素着脸就不是感觉了，这就需要打脸子化妆。

化了妆后单有一个梆子和小锣就不行了，这就需要乐器。那时候，经常有一些外县的野戏班子到咱这里演出，有从鲁南来的“驴戏”班子——他们经常骑着小毛驴上台演出。有从胶东一带来的溜腔班子——他们的每句唱腔都从高腔往低腔下滑，就像一个人从高坡上往下出溜。还有从河南和山东边界上来的公鸡班——他们在每句唱腔后边都要用假嗓子“呕儿”一声，好像公鸡打完鸣儿后发出的那种声音。这些班子都有乐器伴奏，一般是胡琴、笛子，还有唢呐、喇叭。同仁们就把这些乐器拿来给咱们的猫腔伴奏。演出效果比干唱那是好多了。但师傅是争强好胜之人，不愿意用人家现成的东西。这时候，咱这个戏已经有了猫腔的名字。

咱家就想，要想弄出一个跟别的戏不同的戏，就要在这个“猫”上想办法。于是师傅就发明了一种猫胡，有了猫胡之后，猫腔就站住了脚。

咱家的猫胡与其他的胡琴相比，第一是大，第二是四根弦子两道弓子，拉起来双声双调，格外的好听。他们的胡琴筒子都是用蛇皮蒙的，咱们的猫胡是用熟过了的小猫皮蒙的。他们的胡琴只能拉一般的调子，咱家的猫胡能摹仿出猫叫狗叫驴鸣马嘶小孩子啼哭大闺女嬉笑公鸡打鸣母鸡下蛋——天下没有咱家的猫胡学不出来的声音。猫胡一成，咱们的猫腔立即就声名远播，高密东北乡再也没有外来野戏的地盘了。

师傅继发明了猫胡之后，又发明了猫鼓——用猫皮蒙面的小鼓，师傅还画出了十几种猫脸谱，有喜猫、怒猫、奸猫、忠猫、情猫、怨猫、恨猫、丑猫……是不是可以说：没有俺孙丙，就没有今天的猫腔？

“师傅说得对。”小山子说。

当然了，俺不是猫腔的祖师爷，咱们的祖师爷还是常茂。如果说咱们的猫腔是一棵大树，常茂就是咱们的树根。

贤弟，十几年前，师傅教过你哪两出戏？

“《鸿门宴》，师傅，”小山子低声说，“还有《追韩信》。”

嗨，贤弟，这些戏，都是师傅从其它的剧种偷过来的。你可能不知道，师傅为了偷艺，曾经混到十几个外地的戏班子里去跑过龙套。师傅为了学戏，下江南，出山西，过长江，进两广。天下的戏没有师傅不会唱的，天下的行当没有师傅不能扮的。师傅就像一个蜜蜂，采来了百花的花粉，酿成了咱猫腔这一坛好蜜。

“师傅，您是大俊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