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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都住在木板房里。想想看，这座城市该有多少幢木板房吧。这些俄国的犹太流亡者在形形色色、造型各异的木板房里，吃饭、喝茶、打牌、卖呆儿、数钱，或者放声歌唱，或者在这样的房子里跟法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中国人，组成家庭，共同生活，生儿育女——养育出“二毛子”、或者是“三合水”的混血儿——或叫“古怪的一代”；或者给远在俄国的亲人、朋友写信，告诉远方之人，这里正在下雪，或者正在下雨，或者正在落叶纷纷，等等。

在少年时代，我曾经和这些居住在木板房里的某个犹太人或者“混血儿”是认识的，是街坊，是邻居，是玩伴儿，大家在一起和平相处，共同玩耍，并没有那些有学问的人说的那样，有什么“文化冲突”。在我的印象里，大凡居住在木板房里的犹太人都很穷，他们应该是真正的流亡者。他们由于生活贫困，经常变卖家里的东西，皮大衣、鞋、帽子、家具、餐具、披肩，等等。他们从事的职业也很杂，喂奶牛、当马车夫、卖青菜、修汽车、修乐器，在铁厂干活儿，等等。我不知道他们的理想是什么，仅仅是看到他们在平静地生活着。

是啊，这些发生在木板房里的普普通通的、不大为人知的故事，正在随着木板房的消失而一页一页地消失着。今天，我几乎有点看不清那些俄国犹太人的泪水、他们理想的失落、亡亲者的悲戚，以及失掉国籍的茫然。他们的故事在他们中间流传，也在他们中间消失……

当年，在炮队街（今通江街）、警察街（今友谊路）、埠头区（今道里区）——特别是埠头区的沿江一带，还有埠头区的八道街、秦家岗（今南岗区）等地，新商务街（今果戈理大街）、松花江街，以及关达基街（今河图街）、涅克拉索夫街（河清街）、符拉基米尔街（今安国街）、谢尔吉耶夫街（今安广街）等等，到处都是犹太人居住的木板房和木刻楞的房子。

有人说哈尔滨是一座冰城、雪城，但是，先前的哈尔滨还是一座木板房之城。

在这里，我要引进一个与“木板房”有关的话题。

1896年5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沙皇政府借此机会，胁迫前来祝贺的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御敌条约》（又称《###》）。依照该条约，中国允许俄国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建造铁路以达海参崴”。简言之就是，无论是战时或是平时，俄国人都可以在该铁路上运送军队或军需品。《###》签订后，又相继签订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合同》。沙皇俄国不仅取得了中东铁路的修筑和经营特权，而且使这条铁路沿线的大片土地变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中东铁路动工之后，沙俄就可以随便砍伐铁路沿线及附近森林，作为铁路枕木、建筑房屋、燃料和其他用材。想想看，如果没有上述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哈尔滨的这些俄式木板房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些俄式木板房在建筑领域有一个“寒冷”的名字，叫“西伯利亚式建筑”。而这些“西伯利亚式建筑”，最早是出现在哈尔滨的新阳路一带。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永远的老木板房（2）

早年，哈尔滨的新阳路（过去叫大同路）一带被称之为“偏脸子”。当时，哈尔滨的城市版图尚小，人走到了新阳路一带就已经嗅到浓厚的城郊味道了。因此，居住在城市中心的人称这里是平民区，是偏脸子。

这种偏见并不是毫无缘由的。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爆发之后，有相当数量的俄国人由西伯利亚、哈巴罗夫斯克、海参崴流亡到中国境内。这些形形色色、成分复杂、背景复杂的俄国人，有的在绥芬河住下来（并繁衍了一些中俄混血儿），有的则客居在中东铁路枢纽重镇一面坡，但更多的人来到了中东铁路的中心城市哈尔滨。1918年，城市管理当局便把新阳路这一带的沼泽地，划给了这些无家可归的俄国人，作为他们的栖身之所，意在体现一种无偿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个临时的家园被有身份的人称之为“纳哈罗夫卡村”，也称“纳哈勒”——意为流浪汉、流氓、无赖居住的地方。

纳哈罗夫卡村的木板房，杂乱地建在高地上。有趣儿的是，这些简陋的木板房仍然顽强地保持着俄式的建筑风格。不错，家，是最能体现个人意志与情感的。

由于沼泽地上无路可走，俄国人只好在这些木板房的房与房、房与街之间搭建一些错综复杂的栈桥通行。后来，由于这里的居住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倾倒大量垃圾和残土，才使得这一带有了街道的轮廓——即原始的街路。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犹太流亡者也相继来到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