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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王星并没在意，他并不认为北京一些作家的不满会对活动构成多么大的利空影响。 然而，相继而来的消息好像并不让人乐观，似乎，如果组委会让霍达的《秦皇父子》参加交易和竞价，这些作家将会有某种反对性的行动，压力是无形的，却又是实实在在的，组委会必须有所警觉，并对此作出反应。&nbsp&nbsp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下部（2）

由于组委会副主任李骏与北京作家有着密切的联系，王星决定让他辛苦一回，去趟北京，当一次说客，尽量化解一下北京作家的不满情绪，并对霍达参加活动的过程作一个真实客观的说明。 王星相信李骏的个人人格与能力，说实在话，即便到了这个时候，王星依然希望能够化解文人之间的对立情绪，尤其北京的这些著名作家，王星与他们的见面及晤谈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他还给他们说过，这次活动就是要造就几个文化人中的百万富翁，让爬格子的文人在苦海中见到光明与希望，为文人造个海，并不是让文人下海游个浑身湿漉漉地再爬出来，而是发挥出实实在在的效益。当时，这批作家无不赞同和欣喜。一次在北京，王星邀请他们在王府井五星级的皇冠假日酒店聚谈，并说明来回的的士费由王星付，一个作家在告别之后又跑了回来，他忘了拿的士费了，他恭恭敬敬地把的士票递给王星；这个作家正是这群反对者中的一个。当时，他们的谈话轻松幽默。王星不认为他们的对立情绪会对整个活动构成威胁。 之后王星去了香港，筹划和参加文稿竞价活动海外总代理、香港《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在香港怡东酒店举行的香港新闻界招待会。 应对危机，“以正视听” 王星用心良苦 9月7日，香港新闻界招待会结束后，王星并没有即刻返回深圳，他想多留几天，尽力把香港及台湾的市场发动起来，配合这次活动。 但他与深圳的联系始终不间断。他要知道最新的信息，并及时作出应变反应和处理。 这期间，李骏已经自北京返回。他带来的信息简单明了。一、文化界重量级人物认为活动方向要调整，要强调文化内涵，真正推出一些高质量、高格调的作品；二、北京的作家态度也非常明了，制止《秦皇父子》参加交易，才可以避免一场危机。 另外，来自组委会内部的消息，李骏因为不同意顾城的长篇小说《英儿》参加公开竞价，与伍德亚、历剑产生分歧和冲突。 第二个消息似乎只作技术上的调整便可化解。而第一个信息则引起王星的高度重视。北京的几个作家显然已对文化界领导层施加了影响，李骏带来的消息绝不是空穴来风。组委会已经聘请了他们作活动的监事，他们的意见要慎重考虑。此时一个想法突然产生，促使交易提前进行，必须先成交一些带有方向性的作品，既为本次活动定下一个基调，亦可平复和消解北京几位作家的对立情绪。这很重要，这是个“以正视听”的举动。 思考成熟之后，王星立即拨通了深圳的电话，他找到了历剑。 “审读过的作品中，有没有一部学术性的著作和一部篇幅不大的纯文学作品？” “怎么会没有？”历剑说，“我现在就念给你听，王东华的《新大学人》，社会学著作，主要以当代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大约40万字，作者自标价千字80元。史铁生的短篇小说《别人》，1万多字，史铁生是文坛上声誉不错的作家，擅写知青题材，现居北京，腿有残疾……”历剑对审读过的作品如数家珍。 《新大学人》与《别人》正符合“以正视听”的标准，有一定的文学性，作者本人与文坛也绝少芥蒂，王星估计首先交易会带来好的影响，他又征求了李骏、马也等的意见，大家认为，首次成交这两个作品最合适。 王星想起了李远钦。首次成交要严密策划，不可沿街叫卖，以防交易不成，正中要看热闹之徒的下怀。 深圳机场候机楼公司在香港设有办事处，李总曾给了王星办事处的电话，他打了过去，办事处的人说，李总此时恰在香港，这让王星颇感意外。 他马上便见到了李远钦。他给李远钦坦陈了眼下活动遇到的阻力，并希望他能完成首部作品的成交，相关的成交仪式、新闻配合由组委会策划组织。 李总无任何非议，然后，谈到了价格，价格是个敏感的问题，也是引起北京作家对立情绪的导火线。如果霍达给自己的作品标价不是100万元，而是1万元，估计北京的作家不会产生那样大的反弹。王星不是文学圈子里的人，无法搞清楚文人之间有什么恩怨，这个文坛的水太深，所以首次交易须定下一个不温不火的价格，既让作者高兴地接受，亦能使关注文稿竞价活动的人们认识到，文稿竞价活动的冲击力，又能让北京的几位作家了解组委会的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