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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奥尔良公爵，这位法兰西皇帝的近亲对约翰那翩翩风采和睿智的头脑十分赞赏，而约翰也被这位公爵大人的远见卓识所吸引，两人之间颇有点“英雄惜英雄”的味道。约翰尽可能地抓住每次见面的机会向公爵灌输自己的金融主张。

1715年，法皇路易十四驾崩，年仅7岁的太子继承了王位．而

奥尔良公爵则被指定为摄政王，辅佐小皇帝主持朝政。此时约翰的位置一下变得极为有利，他的好运气伴随着奥尔良公爵的高升一同来到，并且变得一发不可收拾——那梦寐以求的财富和名位现在是近在咫尺了。

摄政王既是他的朋友，又对他的货币理论和设想十分熟悉，更重要的是，他有足够的能力以各种方式支持约翰重新稳定创伤累累的法兰西财政。众所周知，在“太阳王”路易十四漫长的统治期间，法国的金融信用已经被皇室贵族们的奢靡无度弄到岌岌可危的地步。

所以，路易十四皇帝刚刚死去，公众们那压抑已经的愤怒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在世时被捧上天的皇帝陛下这时却被骂成“暴君”、“死硬派”和无恶不作的“盗贼”。他的塑像被石块砸得稀巴烂，他

的肖像在诅咒声中被撕毁，他的名字也成了“自私”、“压迫”、“骄横暴虐“的代名词。

国家的财政已了崩溃的边缘。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结果是，除了皇室以外，法国各地的官吏们一样地腐败堕落，从上到下无人不贪，无人不恶。整个社会经济一片混乱。国家的外债总额竟高达30亿里弗（Livre，法国的一种旧货币单位），而国家每年的税收收入总共才有1　。45亿里弗，仅政府开支就要花费1。　4亿里弗赫。也就是说，每年只剩300万里弗来支付这30亿外债的利息。

现在，摄政王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法子彻底扭转极度危险的局面。为此，他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解决的办法。与会各位大臣纷纷出谋献策。圣西蒙公爵认为，必须立即采取一个大胆而又危险的措施来避免整个国家陷入革命的危机——宣布法兰西政府破产。诺阿勒公爵则坚决反对圣西蒙的建议。他说这种做法既十分冒险又十分不智，很可能会给国家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摄政王同意了诺阿勒的意见，却没料到后者的这一措施令本已奄奄一息的国家财政雪上加霜！

法皇下令重铸货币，这样一来货币立即贬值了五分之一：那些拿着1000个金币或银币到造币厂的人最终取回了等额的货币．但货币中金属的重量只有原来的五分之四。借助这种损民利己的勾当，国库一下增加了7200万里弗的收入，而整个商业运作却变得一团糟。不得已政府又下令稍微减少税赋，民众的怒火暂时熄灭了——为了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人们选择对将要落在自己头上的巨大灾祸视而不见。

同时，根据计划，政府组成了一个裁决法庭调查那些贷款承包

商和包税人的不法行为。尽管任何国家内，人们对税收人员都颇有微词，但在当时的法国，人们对税收人员却是咬牙切齿。因此，当这些赋税承包巨头以及手下的各级承包人被法庭传唤交待他们的罪行的时候，法国被空前未有的欢欣喜悦所笼罩。

这个操生杀大权的裁决法庭因此获得了社会各层面的广泛支持。法庭由国会主席、各委员会领袖、诸司法机关的###官组成，主席是财政大臣。他们鼓励检举者积极提供线索，并许诺以罚款和没收赃款的五分之一作为对检举人的奖励。而被检举人所有隐匿款项的十分之一也将被作为告密者的报酬。

这样诱人的法令一经颁布，那些从事不法行为的人们立即惶恐不安起来，他们非法盗用的税款数额是如此地大，以至于没有人会同情可怜他们。接下来一项项的起诉逐一印证了他们的恐惧——巴士底

狱很快就被罪犯们塞满了。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大小监狱也都人满为患，里头关押的全是罪犯和嫌疑犯。法庭同时下令，各地的旅店老板或驿站站长谁也不许向试图逃脱的人提供马匹。而任何帮助罪犯或引导他们逃跑的人都将受到严惩，或者罚披枷示众．或者罚做苦役，罪行较轻的则被处以罚款和监禁。

在整个过程中只有一个名叫塞缪尔·伯纳德的人被判死刑，他是一个外省的银行家兼包税人。这个家伙称得上胆大包天——他竟提出愿意掏出600万里弗作为获得自由的赎金。结果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等待他的是阴森的绞架。

相较之下，另一些罪行更大的人则更走运，因为他们把财产都藏匿了起来。于是，政府的态度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