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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吃食。节目一演就没完没了，有的节目一直拖到做晨弥撒时方告结束。首先在这个剧院演出的，是一个法国歌剧团，这个乐队的新型乐器——竖琴——使人大开眼界。但最令人难忘并引以为骄傲的，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土耳其女高音，她不仅歌喉婉转无可挑剔，而且赤着脚演唱，脚趾上戴着贵重的宝石戒指，更增加了她演出的戏剧效果。从第一幕开始，人们就几乎看不到舞台，密密麻麻的椰油灯里冒出的黑烟笼罩着舞台的空间，熏得歌唱家们走了调。城里的新闻记者对这些小小的不足之处毫不介意，他们交口赞扬那些值得纪念的东西。无可置疑，演出歌剧是由乌尔比诺医生倡议的，他的倡议是那样的富有感染力，以致使歌剧热一直影响到本市最偏僻的角落，甚至导致了《特里斯坦和依索尔德》、《澳赛罗人洞依达》和《齐格弗里行》等著名歌剧的出现，造就了瓦格纳、威尔地式的整整一代著名作曲家。然而，歌剧始终没有发展到乌尔比诺所希望的顶点，因为意大利派和瓦格纳派在幕间休息时并没有象预期那样面对面地敲着拐杖争论得面红耳赤。

乌尔比诺医生从不接受任何委任。他无情地抨击那些利用职业威望捞取政治地位的医生。他一向被认为是个自由党人，而且在选举中他常常投自由党候选人的票，但与其说他站在自由党一边是由于信念，还不如说是由于传统。当大主教华丽的四轮马车通过时，也许他是最后一个当街下跪的贵族的成员。他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和平主义者，主张为了祖国的利益，自由党和保守党应该彻底妥协。然而，他在公开的行动中一贯自行其是，以致谁都不把他当做自己人。自由党人把他看做山洞里的哥特人，保守党人认为他几乎是共济会成员，而共济会员们又把他视做替罗马教廷效劳的暗藏的牧师，对他深恶痛绝。对他的批评不那么愤恨的人也认为，他只不过是全民族被无休止的内战血泊淹没之时的一名在花会中逍遥自在的贵族而已。

只有两件事同他的这一形象不符。一件是他把家搬到了暴发户区，新居是用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古老的宫殿式的楼房换来的，那座楼房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这个家族的邸宅；另一件是和一位既无名望又无财产的本地美女联姻，从而遭到那些有着长长姓名的夫人们的暗中嘲笑。鉴于那位姑娘的“高贵出身”和“气质”，她们无法不相信她比她们所有的人都更为优越。乌尔比诺医生对那些议论和许多其它有关他公开形象的议论，一向心中有数，而且知道他自己正是那个正在消亡中的姓氏的最后一个主角，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他的子女是家族中两个平平庸庸的人。儿子同他一样，是个医生，就像历代的所有长子一样，毫无建树，年过五十，连个儿子都没有。女儿和新奥尔良银行一个善良的职员结了婚，已进入更年期，膝下有三个女儿，没有一个男孩。在历史的长河里，他的氏族血统将由此而中断，这使他伤心不已，可是更令这位医生操心的是在他死后费尔米纳的孤独的生活。没有他，她如何打发日子！

那场悲剧震撼了医生的全家人，也影响到了全城，百姓们都走到大街上，想把事情打听个究竟。全市宣布致哀三天，各种机构和商店都降了半旗，所有教堂的钟声都在不停地敲响，直到死者的尸体在家庭陵园里入葬。美术学院一个班的学生，做了一个遗体的真容模型，以便为将来塑半身像留下个模特儿。但是，这计划刚开始便被取消，人们都这样认为，那个逼真地塑出了医生最后一到恐怖神情的真容模型有失庄重。一个凑巧打这儿经过的欧洲艺术名家画了一幅伤感现实主义的大油画，再现了乌尔比诺医生在梯子上伸手捕捉鹦鹉的致命的一刹那。画面上唯一与原来事实不符的是，一他穿的不是无领衬衣和用绿色吊带系着的裤子，而是戴着蘑菇帽，穿着霍乱流行期报上经常刊登的版画人物身上的黑呢大礼服。这幅画在乌尔比诺医生逝世几个月之后陈列在一个名叫“金铃裆”的大画廊里，让民众一饱眼福；尔后又挂在公私机关的墙上展出，这些机关都认为应向这位杰出的贵族表示敬意。最后，这幅画陈列在美术学院，并为此在那儿举行了第二次葬礼。又过了多年，美术学校的学生把它拿到大学广场上烧掉了，他们把它看做一种美学的象征，也把它看做一个令人厌恶的时代的象征。

费尔米纳从成为未亡人的那一刻起，就不像她丈夫担心的那样孤独和无用。她下了决心，毫不妥协，不允许利用她丈夫遗体做任何事情，包括共和国总统拍来的电报都没有用，那个电报命令把尸体放在红箱子里摆在省府会议厅让人们瞻仰。她也以同样冷静的头脑反对在教堂为丈夫守灵。那是大主教亲自要求的，她只答应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