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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共产党员，还当过作业组组长，管理过全城四分之一的公共厕所，但只干了两年。被撤职的原因是，那年城郊的农民结伙进城偷粪，他制止不力，使国家财产大受了损失那粪便是要卖给国营农场或人民公社的。在那次失败的护粪斗争中，他还同几个清管所的工人一道，被偷粪的贫下中农同志们用扁担打了一顿。从那以后，他就被降职下来拉上了大粪桶。

当了只能听人指挥的“大耳朵老百姓”后，觉悟低了，父亲便异想天开地搞副业挑水卖，从河里挑上街倒到居民家的水缸里，两分钱一挑。不料这就成了走资本主义发家致富的典范，险些儿丢了党籍。*开始后，小小的清管所里实在没什么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可抓，便旧事重提，说他是走资派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活罪证，把他揪出来，陪所里的小小当权派游了几次街。那些日子里，他成天精心保护和修补着一块大纸牌，牌上有绳，供吊在脖子上用的，打孔穿绳的地方被他用针线缝得很结实，牌上很精准地写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工人阶级的败类吴德贤”十九个字。“吴德贤”三个字是倒着写的，像被判死刑的犯人似的给打上了红叉叉。

最令吴玉兰气愤的是：有人上台义愤填膺地揭发，说父亲往人家水缸里倒水时，桶底下还掉下了蛆！台下顿时大哗，有人跳上台去对父亲又打又踢，把他的头按得低了又低。其情景是弟弟从会场上回来告诉的，弟弟是家里派去观察情况的“侦察员”。父亲每次回来对挨打受骂的事从来不提，见一家人淌眼泪，反而笑家里人是过分担心少见多怪，并做出共产党员的样子，要大家在思想上跟上革命的大好形势。

吴玉兰至今仍大惑不解：明明毫无根据又极不合情理且经不住推敲的谎话，咋敢拿到大会上去胡说？她更不理解居然那么多人都会相信！也许她永远不会明白：只要足够地无耻，欺骗一群人比欺骗一个人容易得多，一个人需要的是事实，而一群人需要的仅是气氛，气氛则只要投其所好推波助澜就成！她更不会明白的是：这是政治运动，政治的原动力往往不是真实与公理，而只是少数人的欲望和情结，当我们身临其境时，可能会更加地意气，因此人们才期盼圣人。

其实，清管所里最讲卫生，不仅粪便不拉到里面去，不可能有粪蛆，而且在那个所谓最没有国营单位优越感的地方，尽管全城的街道居民至今还把自来水看成奢侈品，而承蒙政府的关怀，那儿的工人却早已用它天天烧水洗澡洗衣了；人们年复一年地，每人每月凭票限购着半块肥皂，但所里的肥皂从来就没缺过。按规定，里面的工人个个都勤剪指甲勤理发、勤洗澡勤换衣，上班穿用的衣服鞋袜手套毛巾等，从不往家里带。更何况，两个大水桶，是吴玉兰去买回来，亲手换的铁箍亲手打的桐油，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可是干这些粗细活的好手。父亲只是待一切都弄好了，才挑着去河边的，两个水桶根本就没到清管所里去过！就算去过，桶要在河里反复打水，脏东西怎么在桶底沾得住？由此事她这辈子第一次领教到了：光天化日之下也有荒谬和险恶。

但不管她怎样想不通，终究还是白花了一笔买桶的钱，家里从来就是吴玉兰和妹妹挑水，用不上那庞然的大桶。今年才十二岁的弟弟更不会用它们，他只会吃。只要能进口的东西，弟弟都吃，比谁都能吃！国家规定一日三餐每顿只准吃二两三钱三三三……口粮的他，比每月有二十五市斤定量的成年人更能吃。还偷吃！家中万一有点剩菜剩饭，八成会不翼而飞，有时连坛子里的泡咸菜，他也要偷点装在衣兜里跑出去嚼一通。妈总护着他，说他开始窜个子了，经不起饿，好象女儿就该喝西北风似的。

从前，吴玉兰食宿在学校，有点助学金。当红卫兵大串联回来后，一家五口围着个小木甑，连掺红薯块的苞米饭都吃不饱，熬稀饭还要加豆渣。自家一年难得磨一次豆花，故也没豆渣作副食，全靠去菜蔬社豆腐房买。那本是喂猪的东西，但买去作人食的还不少，每次都要排半天队才有可能买上。

其实豆渣稀饭也很香，它确实不难吃，所以每次喝它都要胀得肚子疼。张清华说她：“你咋个那么爱喝豆渣？胀成个老母猪嫁给哪个去？”吴玉兰不在乎：“哪家有豆渣嫁哪家。”妹妹经常因为弟弟受到过分照顾而向妈提抗议，吴玉兰后来也公开支持了妹，妈才给弟弟规定：“只准吃饱不准吃够。”并给他传授了：“吃饭不喝汤，＇肚子＇像个大崖腔。”的营养诀窍。

张清华家有什么好吃的，常要把吴玉兰拉去或骗去。尽管张清华全家对吴玉兰都非常地喜欢，但每次端起她家的饭碗时，吴玉兰都自惭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