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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死，我的心已死了……”他一下子扑到陈布雷的遗体上去，几个侍从忙把他扶起来。

宋美龄在陶希圣的陪同下也上楼来了，她穿着黑丝绒旗袍，步履沉重。走到陈布雷遗体旁，看见陈布雷那蜡黄干枯的脸，不由得闭上了眼睛。她的两只手颤抖着合了起来，摆到了自己胸前，她的嘴蠕动着，眼角里滴出几滴晶莹的泪珠。

她对站在床旁的王允默和陈琏说：“陈先生不幸逝世，我代表总统向你们表示慰问。”

王允默轻声凄然道：“谢谢夫人，谢谢总统。”

陶希圣说：“陈夫人，总统的意思，对陈故中委拟举行国葬……”

王允默倒是颇能体会陈布雷之遗愿的，她缓缓地道：

“先夫不幸谢世，允默哀痛昏迷，方寸已乱，身后各事，幸赖诸先生协助，情高谊厚，慰激无极。”这个身材矮小、外貌不扬的妇女确是很有文才。“惟思先夫一生尽瘁国事，衷心惟以国家人民为念，而立身处世，尤向崇俭朴澹泊，故丧葬诸事，深望能体其遗志，力求节约……”

“有什么困难，你尽管来找我，我们会帮助解决。”宋美龄的上海官话讲得很动听。“这也是总统的意思。”

“谢谢夫人和总统的好意，”王允默的宁波官话也讲得很流利，“先夫生前因爱杭州山水之秀，曾于范庄附近购地一方，并有终老西湖之想。故长眠之地，似宜择定杭州，并即在该地筑造一普通平民之简单墓穴，碑刻‘慈溪陈布雷先生之墓’，不必镌刻职衔，亦所以遂其平生澹泊之志。先夫生前遗言谓，书生报国，恨无建树，且今日国家变乱，人民流离失所，更何忍糜费国家金钱以为一身荣哀。故国葬和公葬之议，务祈夫人及诸先生婉为解释辞谢。”

宋美龄回去给蒋介石讲了王允默的态度，蒋介石在房内踱了几圈，他一边踱步，一边思潮翻滚，自从戴笠死后，他又一次感到若有所失。他对这个追随他20多年，日日夜夜为他起草文稿，忠心耿耿，又是一尘不染的人的死去，确感如失左右手。他不禁提起了发抖的手，战战兢兢地写了一幅横匾：“当代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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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痛失“文胆”（1）

陈布雷究竟是心脏病发作还是自杀，新闻媒体上逐步明朗化了，而且蒋介石一定坚持要国葬、公祭，做足了文章，一方面他也出于真心，一方面是以此安定人心。

南京《中央日报》在陈自杀后有一篇社论已经点明了：悼念陈布雷先生

陈布雷先生逝世的消息，我们以新闻界一分子的资格，率先报道于社会，亦率先为文以致其哀悼之忱。布雷先生是新闻界的前辈，自许身国家从事政治之后，对于新闻界仍然是在关切，也仍然是在指导。在新闻界的同仁心目中，布雷先生之受钦敬，有影响，不是因为他在政治上地位之崇高，他并没有赫赫的官阶和职名，而是由于他有诚意、有热情、有远大的见解和深远的观察力，足为我们新闻事业从业者之明灯。

布雷先生在上海《商报》主持笔政，运用他如椽之笔，为国民革命作先驱，写成中国新闻学史上光明无比的一页。自此以后，二十余年来，他常在总裁蒋先生的左右，抗战八年之中，所有政治上的事务，几乎是荟萃于一身，承最高领袖之命以为处理。不知者往往以文笔之谨严而华缛，沉着而刘丽，称道布雷先生。知之者对于布雷先生功在国家而不居其名，尤致其无限的景仰。他的地位是政治中枢的里层，他的胸境和眼光却永远是学者的气度与客观的观点。他的生活更是书生的生活。他对于国事，怀抱着诚挚的责任心；却又保持着空灵的观察力。他处理政务，必使精神贯注到最后一个字。他撰写文章，必沥心力至最后一滴血。在布雷先生五十八寿辰之夕，他对二三亲友说道：“大家都说我能作文，其实我只是能尽心。”今日这样一位尽心国事的先进，离开了我们的国家，离开了我们的政治中枢，离开了我们新闻界，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王安石说：“环顾其事无可忧，忧必在于天下。”布雷先生一家生活朴素，薄俸足以自给，实无可忧。他的思虑完全是为了总裁。他的忧劳，完全是为了国家。他是一个富于忧郁性的人。他的忧郁性完全是他沉重的责任心的产物。他久患失眠症，几乎每夜非服药不能入睡。这就是他心脏病的根源，也就是他责任心和忧郁性的成果。

今日中国继八年抗战之后，又进入艰苦无比的民族内战。政治中枢正需要布雷先生继八年抗战之后，再度贡献其心力。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