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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丝毫自私自利而不为国家与民众之心，则无论何人可视我为国家之罪人，即人人可得而杀我。（二）如余之言行稍有不诚不实、虚伪欺妄，而不为革命与主义着想，则任何部下，皆可视我为敌人，即无论何时可以杀余。此二语为余平时所以教部下者。今余之日记及文电等，均在尔等手中，是否其中可见取一言一字足为余革命罪状者？如果有之，则余此刻尚在西安，尔等仍旧可以照余所训示之言，将余枪决。余于今益信平日所以教人者，自己能实践笃行，无论对上对下，绝无丝毫愧怍也。……余身为统帅，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坏纪之事，余当然应先负责，向中央引咎请罪，并以尔等悔悟之意，呈于中央。尔等此次觉悟尚早，事变得免延长扩大，中央当能逾格宽大也。……吾人无论何时应视国家之生存高于一切；应认定国家必须生存，个人不足计较；尤须知人格必须保全，民族乃有基础。故吾人之生命可以牺牲，而国家之法律纲纪不能迁就；身体可以受束缚，而精神之自由绝不能受束缚。余对中央与国家之责任，余一息尚存，决不敢丝毫推诿或放弃。尔等屡次要求余签字与下令，余始终拒绝，以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余之言行，不仅要留垂以后世，且欲以事实示尔等，使尔等亦知人格之重要甚于一切。……余平时既以‘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之四语宣告国民，视为救国唯一之要道，当然应不惜任何牺牲，而维持人格与发扬正气；断不能行不顾言，使我部下与民众无所适从，而陷国家于灭亡。自经此次事变，尔等应得到一确实之教训，尔等必须知人格重于一切，国家利益重于一切。错误应坦白承认，过失应切实悔改，责任应明白担负，并应以此意告部下也。……总之，现在国家形势及余救国苦心，尔等均已明了；余生平作事，唯以国家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之恩怨，更无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且余亲受总理宽大仁恕之教训，全以亲爱精诚处世之道，绝不为过分之追求。此次尔等悔悟之速，足见尚知以国家为重。如此，却应绝对服从中央命令，一切唯中央之决定是从，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国运，此却所谓转祸为福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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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在西安事变中大造舆论（4）

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对张杨之训话》名为训话，实在是给国人看的，是挽回统帅的面子，从头至尾以所谓蒋介石的人格感化使张杨感应，而对中国共产党在其中之大作用却一字不提，对各方要求抗日这一大目标也一字不提，陈布雷是一个讲究诚信的夫子，他不会不感到这是在演戏，他熟读史书，即使封建皇帝也会公开下罪己诏以告天下，陈布雷不会不想到这一点，不过身已入这一政治圈子，也只能做戏而已，此所以其难言之隐与矛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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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尽脑汁编写《西安半月记》（1）

整个西安事变，不过半月时间，这确实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件大事，而且为全国抗战造成了声势，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打开了局面，而对陈布雷来说，也经历着一场复杂的思想沉浮。

蒋介石回到南京，把张学良交给高等军###审法庭以“劫统帅罪”判决10年徒刑。陈布雷看过判决书，主文是：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本会委员长蒋中正，因公由洛阳赴陕，驻节临潼。十二日黎明，张学良竟率部劫持至西安，强迫蒋委员长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当时因公随节赴陕之中央委员邵元冲，侍从室第三组组长蒋孝先，秘书萧乃华及随从公务人员、卫兵等多人，并驻陕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闻变抵抗，悉被戕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亦受枪伤。又在陕大员陈调元、蒋作宾、朱绍良、邵力子、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等均被拘禁。当经蒋委员长训责，张学良旋即悔悟，于同月二十五日随同蒋委员长回京请罪……

陈布雷看了主文，心中很有感触，“政治是做戏”的念头又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不是吗？主文中只说到张学良“强迫蒋委员长承认其改组政府”，而把提出抗日的主张漏掉了；还有张学良是自愿送蒋回来的，可是又被说成是经“蒋委员长训责，张学良旋即悔悟……随同蒋委员长回京请罪”；还有是周恩来代表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大力斡旋等因都一字不提。“政治难道就是靠说谎过日子吗？”陈布雷心中无限感慨，但是他又不敢说。

蒋介石回南京没有几天，准备到上海去治疗，他对陈布雷说：“你到上海贾尔业爱路住宅来看我吧！我准备找牛惠霖医师诊治一下。我还有一些东西叫你写一写。”

蒋介石在上海诊治时，又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