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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移之态度；对任何主张或思想亦应绝对以民族国家生存为最高基点，坚确把持此种态度。数年来国民政府之国策与施政方针，吾人认为恰合此一标准，确实足以保障吾民族之生存。国难之作，于今五载。谋我者不唯不能危害吾国家之生命，国家精神及物质上之建设，且因之有长足之进步。此其故，正因政府之严正确定，政府政策与民意完全相衔接。根据数年来之事实，吾人坚信欲谋保持国家之生命，完成民族之复兴，唯有绝对拥护国民政府，拥护政府一切对内对外之方针与政策。全国人民，凡具国家民族之意识者，当与吾人同其所见与所信。此日贡献国家之道，莫如各就其本位，发挥力量，以协助政府，巩固秩序，维持大局。

第二，近百年来，我国各种组织及力量，屡濒崩溃，国际地位，夷于次殖民地。重重国难，山河易色，大地膻腥。在此困苦艰难，飘摇风雨之会，坚苦忠贞，为国家确立重心，为中枢充实力量者，谁欤？整顿国防，建设民生者，谁欤？移风易俗，振饬纲纪者，又谁欤？易辞言之，使我四万同胞，自无组织而有组织，由无国而有国，出同胞于水火，登斯民于荏席，伊谁之力？曰：唯蒋公！为民族之栋梁，为国家之领袖；四万万人所托命，五千年历史之主宰。宇宙六合，孰谋危此领袖，孰为四万万人之公敌。吾人良知之直觉，张学良从为枭为獍，其不敢伤害领袖之毫发，乃自然之定律。蒋委员长今日之武力，为四万万人心；蒋委员长今日之背景，为民族五千年之历史。西安逆首张学良，今冒天下之大不韪，即使豺狼成性，其内心或尚有良知透露之一时。吾人今日呼号全国之民意，对张学良之良心，施行严厉之监督；更动员全国中外记者之史笔，对张学良之功罪，预留千秋万世之定论，促其即日恢复蒋委员长之自由，安全护送出境，俾国家民族之领袖，继续领导其救亡复兴之工作。

第三，天地有正气，国家有纲纪。时势愈难，世变愈亟，解决应付之方，宜益简单明了。天地正气，国家纲纪，为我民族史上拨乱反正之唯一纲领，亦即今日平乱定难之唯一方针。今日国家之中心组织为何？政府之指导系统为何？曰：中华民族创造者孙总理之遗教及其继承者发扬之精神，又在指导政府之党。当前时势，虽极复杂，我政府之立场，不可不守定严正之态度，尊重历史及法律之系统。况蒋委员长数年来所持以统率全国，维持上下者，即在继承孙总理遗教，即在秉持正气，维持纲纪，此种精神，即领袖之生命。吾人对此种精神，应与领袖之生命，同其珍重。顺道不并存，邪正不两立。吾人坚信全国之民意，必能发挥精神力量，为政府之后盾，以讨贼平乱；又必信全体民意严正之阵容，足以扫荡各种“言伪而辩”、“似是而非”之主张，肃清一切“游移两可”、“误国偾事”之思想。此非高调，亦非空论，乃今日平乱定变之天经地义。

当前戎马倥偬，变起俄顷。盱衡时势，触目焦心。敢本舆论之职守，列举刍尧之愚见，贡献于政府，指陈于人民。爱国民众，平乱定变之情绪，自必热烈；保障民族生存之意志，自必坚定。持此精诚，秉此愚忠，督促政府，唤醒民众，必能芟夷大难，转危为安。吾人谨再以万分热烈之精诚，默祷领袖之安全，伫待领袖之归来。

这篇联合声明实际上讲出了陈布雷的心里话。

陈布雷通过张季鸾，通过各舆论单位确实为蒋介石做了不少工作，陈布雷所撰《对张杨之训话》，节录如次：

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历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尔等所受之感应，尚能如此迅速，则其他之人更可知矣。尔等过去受反动派之煽惑，以为余待人不公或对革命不诚。现在余一年以来之日记，约有六万余言，两月来之公私文电及手拟稿件，亦不下四五万言，此外余手草之各种建国计划及内政、外交、军事、财政、教育等各种政策与方案，总共不下十余万言，尔等均已寓目。在此十余万言中，尔等必已详细检阅；其中是否有一言一字不为国家而有自私？是否一丝一毫不诚不实自欺欺人之事？余自兴学带兵以来，对部下与学生训话时，尝以二语教人，尔等亦必闻知。此二语者，即：（一）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