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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教风严谨　卢庆骏名师出高徒（2）

严师出高徒。讨论班办到1957年，过五关斩六将，坚持到最后的只有4位：戴遗山、汪浩、张金槐、吴洪鳌。卢庆骏一手培养出来的青年教师，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科学研究上也成绩斐然。

2000年的夏天，笔者在哈尔滨工程大学采访博士生导师戴遗山教授时，他回忆起讨论班时仍记忆犹新：“我是上海人，从交大毕业后又到北大读了一年研究生。哈军工到北大调讲师，北大不给，于是，把我给了哈军工。1953年10月，我来哈军工不久，就参加讨论班培训，那年我才21岁，心高气傲，可一遇到卢老师，就服了。读他指定的书，真是艰苦，轮着上台讲论文，卢老师不点头，就得等下一次。读好一本书，就上了一个台阶，再让我们读下一本，逼着你往上走，我在卢老师的带领下踏踏实实读了几年书，长了学问，最重要的是学会一个人怎样做学问。那时候，我们都有点怕他，他是一个严师。有一次，他去外地开会，行前指定我们读一篇重要论文，这是一篇很长而且难读的论文。几天后，他返回学院，见面就问大家读得怎样？我们说，工作太忙还没读完，他批评说，我是在火车上读完的，你们不抓紧时间。大家听了都很惭愧，我从卢老师那儿学到的东西够我一辈子受用的……”

学院要求青年教师必须首先过好教学关，坚决执行备课、写讲稿、试讲的制度。

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汪浩按计划预先试讲；卢庆骏一言不发，正襟危坐，在下面听讲。汪浩讲完一堂课，卢庆骏提出一串问题，大到讲课的思路，解题的方法步骤；小到黑板书法的布局，他对助教们的要求十分严格，一笔一画都不得潦草。

汪浩问：“卢先生，上课带大纲行不行？”卢庆骏淡然一笑：“当然行喽，你们可以带备课大纲进课堂，但是，我是不带的。”

几次试讲，汪浩都过了关，心中不免得意。那天刚试讲完，卢庆骏用手指指黑板问：“那是个什么字？”

汪浩偏着头看了半天才弄明白，卢先生指的是个“的”字，忙回答：“是‘的’啊！”

“你写的是‘的’字吗？”卢庆骏依然是平平淡淡的口气，“‘的’字的右边是个‘勺’字，你怎么写的？那应算错字！〃。

汪浩傻了；他的确没有写出“勺”字的直角来；就这么草草一勾；就被卢先生捉住了，下一回汪浩的板书可不敢马虎了。

1954年，汪浩参加《概率论》的编写，其中有一个公式，怎么也推导不出来，他只好去问卢庆骏。卢庆骏似乎早知道难在何处，他听完汪浩的问题，随手拉开办公桌抽屉，抽出一张备课稿纸，上面是工整的计算过程。

“我已经推导出来了，可以解的。”卢庆骏低着头说。

汪浩伸手去接那张稿纸，卢庆骏并没有抬头，他又把稿纸放回抽屉里。汪浩缩回手，有点尴尬，忙转身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坐下来默默地重新演算，下决心找出解法。功夫不负有心人，汪浩终于独自推导出了那个公式。而这个公式及其证法，从此就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

卢庆骏抓青年教师的基本功，大力培养助教们严谨、严密、严格的“三严”作风。每个学期一开始，他已把全学期的教学规划做好。他的工作有三个重点：一是把苏联专家好的教学经验学到手；二是教员的教学准备；三是试讲会和论文报告会。

有一次，汪浩看一篇外国论文，有几句话反复读过，还是不得要领，心中不免着急。卢庆骏正好走过来，汪浩站起来小心地问道：“卢先生，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不明白，可不可以问？”

卢庆骏望着汪浩，微笑地说：“过去我们是不问的，现在当然可以问，不过，最好是不问。”

汪浩一时语塞，坐下来，再认真思考，最终还是靠自己把问题弄懂了，那个高兴的滋味和问来的结果大不一样。

卢庆骏也有和弟子们闲谈的时候，他呷一口茶，回忆着当年在浙大时，恩师陈建功教授的治学态度。他对汪浩、戴遗山等人说：“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陈先生不喜欢我们动辄提问。我们送作业或者笔记给他看，全是双手举着，恭恭敬敬的，有时向他请教，那确实是山穷水尽，到了自己智力的极限。不过，真正穷尽智力而不能解的难题是极少的。”

1957年的除夕之夜，数学教授会聚餐。卢庆骏对汪浩几个年轻教师说好，第二天大年初一，大家一起去给孙本旺教授拜年，上午9点到。

大年初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