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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却变了味儿：“对学院不满，发牢骚及少数人的歪风邪气没有市场了”，报告点了胡振渭等五位老教授的名，说他们“不再那样嚣张了”。

报告批评教授们“工作要求按自己的思路发展，稍有变动就认为前功尽弃”，“重当学生”，“……说的多，做得少，对政治不关心”。

报告认为“少数人企图离开，差不多每晚上要在一起，乱说，形成思想上的暗流”。“信任是有限度的，这是个政治原则，政治上的关心爱护，必须坚持思想斗争的原则”。

这份报告对老教师队伍的基本估计与陈赓和院党委的基本观点相去甚远，用“嚣张”、“暗流”来形容哈军工的老教师们，哪里还有“两老办学”的诚意？这份报告所反映的“左”的观点在当时哈军工的工农干部中有一定的市场。

历史的真实是，哈军工在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主流下也有曲折，有时不免会有失误，除了上海那两位教授是自己闹着要走的，还有四五位老教师的调走，同当时执行政策中有所偏差以及知识分子的门户之争不无关系。值得庆幸的是，以陈赓为核心的院党委头脑清醒，政策水平高，除了后来的“反右”和“文革”那种特殊历史时期另当别论，总的来看，哈军工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是基本正确的。

陈赓看过这份总结报告，沉吟良久，拿起笔来，只批了一个“阅”字，便束之高阁，再无人提及了。

半个世纪之后，笔者发现，那份报告上的所谓“嚣张”的教授，恰恰都是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贡献出毕生精力且立下大功的杰出专家，其中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历史是一面镜子，人们不能不为“哈军工之父”的远见卓识而折服。

5月中，陈赓到北京开会，临走时叮嘱院党委对干部的政策教育一定要常抓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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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增强团结　陈院长批评“二三矛盾”（4）

教务部有个傲气十足的副科长，张述祖部长定下的事，科员要请示该副科长定夺才能办。

和张述祖作邻居的一位部级领导，常叮嘱自己的孩子：“别跟张教授的小孩子一块儿玩！”那意思是要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划清界限。

当时不少教授家中雇用保姆，有时保姆为工资多少找协理员告状，协理员就鼓动保姆：“那是剥削，你们组织起来，跟教授开展斗争！”

凡此种种小事，反映到院党委，刘居英、刘有光和张衍一碰头，观点一致：必须对全院的干部进行一次知识分子政策的再教育。

9月，政治部组织了两个工作组，到四个教授会进行典型调查，发现其中一个教授会的党团员不尊重非党教授会主任，看到工作中的缺点不是善意地帮助，而是乱扣帽子瞎批判，非党教授会主任也不了解自己有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职责。

刘有光决定在这个教授会里蹲点，与大家一起研究如何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先进和后进两种典型进行对比教育，然后召开全院的教授会党、团支部书记会议和全院教授会主任政治工作会议，这成为刘有光新官上任烧的“头两把火”。

刘有光说：“教授会主任是教授会全体人员的直接首长，党团员必须向教授会主任汇报思想和工作，执行教授会主任的指示和命令。”

这是哈军工政治部公布的一个重要的有独创性的政策，它不仅保证了教授会主任在教学业务工作上有职有权，而且授予教授会主任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职责。在这两个会议之后，哈军工利用党团活动日，在全院学员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尊师重教”的教育。

刘有光在张衍的有力配合下，又烧起新官上任的“第三把火”，在学习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的基础上，政治部召开全院团以上党员干部会议，总结建院一年来的知识分子工作，联系实际，对老干部进行知识分子政策的再教育，统一思想认识，动员老干部主动做好高级知识分子的团结工作，要求部、处以上的干部都要和老教师“交朋友”。

刘有光对张衍说：“老张啊，政治部的面上工作都靠你来抓了，我得多往斜纹二道街跑跑。”

张衍笑道：　“你是主任呀，不在大帐里坐着，我有事儿到哪儿去找你请示呢？”

刘有光认真地说：“我刚报到陈院长就交待我说：‘你的主要任务是做好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我刚来学院不久，情况不熟悉，你就帮我尽快进入情况吧。”

1954年下半年，刘有光带着王序卿等人经常泡在斜纹二道街老教师的宿舍里，与老教师们促膝谈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