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第3/4 页)

共发掘了50多座西汉时期的墓葬，出土器物4000多件。在发掘六号墓时，于墓室里发现了一个金质的“滇王之印”。这个金印上阴刻着“滇王之印”四个篆字，印面边长2�4厘米，总重90克，印上有蛇钮印把。这条蛇昂起头，蛇身盘曲，背上还有鳞纹，铸造十分精美。这一重大发现证明了古代滇王国是真实存在的，同时证实了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庄跤王滇”，及汉武帝赐给王印的真实性。

1996年，国家对其进行了第五次发掘，清理出战国至汉代的古墓30多座，出土文物近1000件，包括青铜器、玉器、玛瑙、金器、银器、铁器等。其中的青铜器铸造精良，纹饰图案精美，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特色。尤其是在一件表现祭祀的铜贮贝器上，还铸造了大约130个人物形象。此外，这里出土的骑士猎鹿纹、押送战俘纹、双人盘舞纹、猛虎扑鹿纹、二虎搏猪纹等透雕铜扣饰，人物形象生动，情节惊险逼真，反映出云南工匠非凡的艺术才能和古滇国的社会发展水平。

由于石寨山古墓群出土了云南地区青铜文化的典型器具，所以被世界考古学界称为“石寨山文化”。

八、昆明李家山古滇国

青铜文化遗址

李家山位于江川县城东北16公里处的山上，此山高约百米，山顶地势平坦，山上有大量古代墓葬群。

1972年，云南省博物馆和江川县文化馆组成考古队，前往李家山古墓群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发掘，共发掘墓葬27座，出土了包括“牛虎铜案”在内的青铜器共计1300余件。经认真考证确认，此墓葬群是春秋战国时代至东汉初期的古滇国墓群。

1991年5月，村民在李家山探矿时发现了新的墓葬。随后，在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带领下，省市县三级文物工作者对李家山古墓群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85座，出土了铜、铁、金、玉等文物2000多件。在这次出土的文物中，有大量器物是云南青铜文化遗址中的首次发现。后来，其中部分文物参加了全国文物精华展，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李家山古墓的形制是典型的云南墓型，所发掘的80多座墓葬都是竖穴土坑，尸体是仰身直立葬入，而且大多是单人墓葬。墓葬的陪葬品因性别不同而有很大差异：男性墓的陪葬品多是兵器、礼器、生产工具及扣饰；女性则以金铜钏、贮贝器、纺织工具和针线筒居多。如果将出土文物进行分类，基本可分为兵器、生产工具、纺织工具、生活用品、礼乐器、装饰品等。兵器主要有矛、斧、棒、戈、剑、剑鞘、盔甲、弩机等；生产工具主要有鱼钩、犁、锄、铲、镂孔器等；纺织工具主要有针线盒、卷经杆、绕线板、梭口刀、纺轮、纺锤等；生活用品主要有壶、釜、甑、罐、勺、杯、碗、伞盖、枕、贮贝器等；礼乐器主要有铜鼓、葫芦笙、编钟、执伞铜俑、杖饰等；装饰品主要有金腰带、金项链、金手镯、扣饰等。其中大多为青铜器，乃是李家山文化的精髓所在。

李家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有着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特别是牛虎铜案，主体是一头膘肥体壮的公牛，四足为案的四个腿，牛背被艺术化地处理成椭圆形的案面。牛腹下面横站着一头小牛，一只猛虎则咬住大牛的尾部。整个铜案的造型动静相间，给人以强烈的艺术震撼。此外，还有一件很特别的文物——虎牛鹿贮贝器。贮贝器是云南地区特有的器物，主要用于存放贝币。这件虎牛鹿贮贝器的器身为圆柱状，三足而立，其一足为托鼎奴俑，器身上还绘着孔雀和赶牛持斧人。盖子的中央立着一头孔武有力的牛，四周环立着一虎三鹿。老虎瞪着眼准备进攻面前的鹿，牛则举着坚硬的角对猛虎作威慑和警告状，堪称此文物最为精彩之处。除了虎牛鹿贮贝器外，还有祭祀贮贝器、纺织贮贝器、驯马贮贝器、鼓形贮贝器等。其中以祭祀贮贝器的场面最宏大，人物多达35个，其中有坐在轿中的女贵人，有抬轿、开道、执华盖的仆人，播种的农民，从事交易的商贩等，神态各异。在众多人物造象中，除了有赤脚的云南本地人外，还有一个足蹬卷头马鞋、高鼻深目的西亚人，这说明当时已经有外国人来到云南。

第二章　史前遗迹（6）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李家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文物先后在日本的东京、名古屋，瑞士的苏黎世，奥地利的维也纳，西德的柏林、科隆、斯图加特，意大利的罗马等名城展览，深受各国友人的欢迎。1993年1月，国家在江川县城建成立了我国第一座青铜器博物馆——云南李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