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第1/4 页)

橇ζ��梢愿�澜绮煌５胤斐纳馈５�牵�庋��邸⒚挥凶灾髦�恫�ǖ目嗔Γ�苈舳嗑茫吭俟�15年，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开始，必须要求人均创造较高的附加值才能养活大比例的被抚养人口。而要创造人均的高附加值，就不能仅靠给人家打工、挣最低的工资，还必须当老板、赚大头。可是如今，我们当老板的影子还没有。往前看看，打工的好日子只有15年，过一天少一天。这能让人睡得着觉吗？

周教授也许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个份上。我则说，看看日本，战后起步时和我们一样穷，人家25年走到给世界当老板的地步。我们大概走35年也到不了那里。这证明我们的体制有问题。中国经济，就像一个人一样。年轻时没有钱可以卖力气吃饭。但你必须保证等你卖不动力气时能够靠不卖力气而吃饭。你必须为未来作准备。这就是我书中要探讨的问题。

可惜，周先生不仅不去唤醒公众的危机感，反而督促大家放心地在目前的山上放声歌唱：“认真看看脚下的中国之山吧。她是那样的景色迥异，多姿多彩。”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已。我看中国这座山，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很大，很壮观，但也很单一，打工仔太多，老板太少。中国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按购买力算，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么一座大山里，竟连一家世界顶尖级企业也没有，哪里说得上什么多姿多彩？

中国的经济，如今就像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身强力壮，能不停地给人家扛大包。周教授为他叫好：有活儿就去干，扛得越多越好，这样下去你一定会了不起的！我则会对他说：年轻人，现在没办法只能卖力气，但总这样卖下去不是个办法。想办法缩短扛大包的时间，抽空读读书吧。这个年轻人应该听谁的呢？相信读者应该有个判断。

行文至此，不禁想对国内的“自由派”提出一些忠告。在改革之初，“自由派”在普及一些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方面功不可没。他们的成就，源于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但是，“自由派”必须小心不要成为自己的成功的受害者。当一些“自由派”的理念得以实施后，“自由派”容易弹冠相庆，从对现实的批判转向为现实辩护，甚至成为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失去了批判精神，自由就失去了创意和公信。我之所以自称“海外自由派”，就是因为我依然秉承自由主义的理念，但希望和“歌德式”的“自由派”划清界线。

市场并不仅仅属于暴发户

2006年，任志强的只为富人盖房论引起了公愤；后来，张维迎又出来说“通过限制富人买房来帮助穷人行不通”，并抱怨政府：“如果你担心老百姓买不起房，就应该拿出更多的地来，更多的钱来，专门建廉租房给穷人住。想通过限制富人买房来帮助穷人买房是不可能的。这其实是有些政府部门在推卸责任；推卸责任的同时，又想扩大权力。”

政府在经济过程中权力过大，确实是个不争的事实。通过扩大政府权力来干预市场，并不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但无论是任志强也好，张维迎也好，都没有给我们描述一个公平的市场机制。没有这样的机制存在，他们当然难以说服公众，反而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利益集团的形象。

比如，在任志强看来，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是政府的事情，房地产商只管给富人盖房，因为那样才赚钱。张维迎则要求政府“拿出更多的地来，更多的钱来，专门建廉租房给穷人住”。换句话说，他们把穷人的住房问题，完全排除在市场之外。特别是张维迎。他一方面攻击别人用计划经济的老一套思路来对应住房问题，并要求政府从经济领域进一步退出，另一方面又要求政府承担给穷人提供住房的责任。要知道，穷人的住房要求，能创造一个巨大的市场。把这么大的一个领域从市场中切除，让给政府，等于呼吁扩张政府的职能，复活计划经济。

从任志强到张维迎，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所谓市场经济派已经陷入既得利益而不能自拔。由这些人鼓吹市场经济，最终会玷污市场经济的名声。如果我们的市场经济只是暴发户的市场经济，谁还会拥护市场经济？看看美国这种成熟的市场经济就知道：许多人可以靠给穷人提供服务发财；穷人也相信市场经济最终能解决他们生活的问题。也只有这样，市场经济才能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支持，才能在一个*的框架中存活。

我们不妨用市场经济的基本语汇来讨论住房问题。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人经济行为的个人回报率应该接近社会回报率。这就是说，一个人干了一件事情，他从这件事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