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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的第三部小说，不论后未作为《萨托里斯》还是作为《坟墓里的旗帜》出版，都不无瑕疵；但在他的写作生涯中占极其重要的地位。有两大原因：第一，它标志着福克纳已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具有无比独创性的作家，这是以前任何一部作品所未见；第二，这里已露他所说的“伪”的端倪，书中所蕴含的苗子和所声明的伟大，将是他今后的方向。此外，颠沛的出书过程改变了作家的一生。《坟墓里的旗帜》如果一帆风顺地出版，福克纳可能回头续写《亚伯拉罕神父》，也可能就此不会有《喧哗与骚动》。

《喧哗与骚动》明确地证实了《坟墓里的旗帜》含蓄地提示的东西：那就是，困扰福克纳的力量不仅有外界的、社会的，还有内心的、心理的。《亚伯拉罕神父》以之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的错位，也出现在《坟墓里的旗帜》中，主要在几个斯诺普斯家的人身上。不过，《旗帜》主要写禁止的欲望和行为、男人排挤男人、占有不准染指的女人等问题。《亚伯拉罕神父》和《坟墓里的旗帜》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有懦弱无能的父亲和自强不息的子孙。尽管书名不同，斯诺普斯家族的故事都是从子孙写起，特别是长子弗莱姆。《旗帜》以曾祖父、曾姑婆、祖父和儿子为主，父母一代几乎不提。另一条线讲霍拉斯·本博对妹妹娜西莎的暗恋。

《坟墓里的旗帜》取材于本家族本地区。福克纳回忆老上校的强暴和光辉，创造了命运不济的萨托里斯世家。约翰·萨托里斯上校的生与死中有几个重要插曲—

—特别是他在战争中的表现、修造铁路、死的方式以及墓头高耸的纪念碑——影射老上校的生与死。小说的发展过程中还有老巴亚尔，一个火气不小、威风凛凛的人物，终日沉缅于其父的遗物中；颇像福克纳的祖父在“大宅”中给他看祖宗的遗物。

老巴亚尔颇像小上校，常同姑妈和友人、仆人讲老上校的故事。福克纳家族爱讲老上校的惊险生平，这一传统被直接用进小说，提供了许多穿插性素材。福克纳既依赖家人融回忆和发挥于一炉的习惯做法，又对它将信将疑，这一点也直接写进小说，特别是借珍妮·萨托里斯·杜普雷姑姑之口，叙述老上校的兄弟（第一个巴亚尔）

之死：“这个故事她讲过许多遍……内容随着她的年纪一起增长……最后把两个莽撞而放荡的少年的愚蠢玩笑发展成一场侠义的悲剧”。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福克纳在创作源泉的涌流中找到自由。他以前读的诗歌都是书面的，因而固定不变。他以前听的故事都是口头传说的，而且不止一种说法，因此允许而且欢迎发挥。

《坟墓里的旗帜》除了萨托里斯一家外，还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的其他社会因素，只缺印第安人。萨托里斯家的黑人奴仆中有可笑的、有倔强的、有精明能干的、有笃信宗教的。巴亚尔在圣诞节去探访的那家黑人，依靠坚毅的意志和虔诚的信仰度过巨大不幸。另一家麦卡伦则是福克纳深深赞赏的勤恳、独立而谦卑的自耕农。《亚伯拉罕神父》中有几个人物，包括斯诺普斯家的成员和V。K。苏拉特，出现在《坟墓里的旗帜》中。自耕农出身的苏拉特虽不再依靠土地为生，仍保持稳重的品质。懒散佃农出身的斯诺普斯家代表没有道德、不分是非的野心。

《坟墓里的旗帜》和《亚伯拉罕神父》一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中心城镇杰弗逊、附近的村庄河流、一条铁路，总之，约克那帕塔法的特征一应俱全。福克纳描述的世界在许多方面是传统社会，是有事大家知道、出事大家承担的村落社会，是叙事式社会。通篇贯串了福克纳对“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的沉思的爱”、“他喜欢那里的气候”。小说取四季的推移为时间框架，故事始于1919 年春，终于1920

年春末夏初。浓郁的大自然气息给人的感觉，比社会或文明更加古老；它有福克纳特别赞赏的几种美德：独立、坚毅、勇气和纪律。由于他刻画的世界在许多方面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四季嬗变的节奏和人的活动互为因果，因而小说的结构毫无突兀之处。

《坟墓里的旗帜》虽然与《亚伯拉罕神父》有共同的人物、场景和手法，但仍有若干不同，特别重要的是：《旗帜》不仅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还有强烈的时代感。

开卷即见老巴亚尔和一个朋友坐在萨托里斯银行里，谈论老巴亚尔的父亲、那位上校。由于松掉时间的束缚，上校在房间里的存在比两个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