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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每月都能拿到这样一个装着钞票的信封，钱的数额从几百卢布到几千卢布不等。这些工资附加款，都是通过秘密渠道发放的，不纳税，也不纳入党费计算的基数。除现金收入方面的特权外，还有非现金方面的各种补助和种种特权，包括配给制、免费医疗、特殊食堂等。此外，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或者政府的高级官员还有四套住宅：莫斯科一套公寓、国家提供各种服务的市内豪华住宅、市郊一栋别墅、黑海一栋夏季别墅。如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等这些领袖人物，仅维持他们的办事机构和警卫人员，每年的开支就达几百万卢布，维持斯大林生活的费用每年达到几千万卢布。

1935年，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到莫斯科访问时惊讶地发现，连高尔基这样的人物都“不知不觉地过着封建领主般的生活”。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人多达四五十个。罗曼·罗兰感慨地说：“宫廷中的上层达官显贵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但人民却仍然不得不为了谋取面包和空气而进行艰苦的斗争。”难怪罗曼·罗兰惊呼，在联共（布）与人民群众之间出现了“危险的紧张的关系”，出现了一个由“精英人物组成的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①

于是，《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揭露了苏###内特权阶层的贪污腐败现象，并且列举了以下例子：乌兹别克斯坦一个丝织厂厂长，伙同总工程师、总会计师，采取“生产不入账”的办法中饱私囊。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有好几个老婆，几辆汽车，好几所房子，一百七十六条领带，近一百件衬衫，几十套西服”，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像这样的例子，文中列举了很多。因此，文章认为，“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文章由此指出：“赫鲁晓夫取消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的专政，也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专政。”“赫鲁晓夫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在苏联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活动情况”。鉴于这些事实，文章确信，这些蜕化变质分子所把持的工厂，“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变成他们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企业”。而且，苏联集体农庄领导人将他们把持的农庄也变成了他们的私产，“他们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变成为新的富农经济”。

中苏大论战（3）

不仅如此，文章还对苏联文化领域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文章认为，“苏联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不仅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而且在文化思想领域内也“猖狂地泛滥起来”。具体地说，“赫鲁晓夫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腐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成了时髦，社会主义文化受到排斥和打击。”此外，在苏联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还产生出大批的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些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占据了思想和文化部门后，就开始热心于“在苏联复兴资产阶级思想，并且充当美国腐朽文化的传道士”。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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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怀念斯大林（1）

4。　毛泽东相信，包括苏联在内，多数人会越来越怀念斯大林

中苏两党分歧的另一个焦点是关于斯大林的问题。对此，苏共中央直言不讳地告诉它的全体党员和各级组织：中共和我们“在同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后果作斗争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赫鲁晓夫在一次讲话中还说：有人认为斯大林时期好，想复活斯大林，那“就把他带走和他一道生活吧”！

但是，中方明确表示，对苏共二十大借口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我们从来没有同意过”。对于苏共“反对个人迷信”的实质问题，中共中央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指责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但文章回避使用“个人崇拜”这一提法，代之以“个人迷信”。中共中央首先肯定了反对“个人迷信”是错误的，有害的。其原因在于“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要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