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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战乱的，有听信谣言“共产党共产共妻”而带家携口移往国外的，有经商滞留国外的，还有随国民党残部溃退台湾之后留在台湾或移居他国的。当然更多的还是因为生活所迫外出当劳工的，如永嘉县的瓯北，不少人就是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做木工的。瓯北的礁头到礁堡一带，大部分的青壮年都去了国外，解放前在那里还流传着这样的俚语：“礁头到礁堡，有七十二个扒灰佬”、“礁堡到礁头，全是老老头”。

第三次高潮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温州人外出主要是经商，也有少数是留学的。这段时间的出国有经正规途径的，也有非法出境的。这段出国人数最多，分布面也最广，几乎散见世界各地。目前最有实力和活力的还是这批人，回到国内投资的也很多。

我认为，目前正在酝酿并逐步形成第四次出国高潮，那就是比较富裕的温州人纷纷送子出洋留学。虽然暂时还拿不出这方面的具体数字来说明，我却已经从我们亲友圈中感觉到了这一点。或英国、或澳大利亚、或加拿大，从中学、大学到念博士的都有。虽这方面温州起步比之广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晚，但只要起步了，温州就会雷厉风行的。温州人做事不会“温吞汤里煨牛肉”（温州话），而是一上锅就爆炒，为教育子女，温州人肯花钱。

据统计，温州人目前在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有四十余万，但实际应该有六十余万，这个差距原因不言而明，有的出去有关部门无法统计。温州人在外地或外省经商的则有更多，据说超过一百四十万。这两个数字一加在二百万上下。这个数字的概念就是温州总人口730万，减掉小孩和老人，青壮年中的50％以上在外经商或者办企业。当然打工的也有，但比例极少，可以忽略不计。

在海外落地生根的温州人

我的朋友洪波先生原先是上海《萌芽》杂志的编辑部主任，后来单程赴香港定居的。他是我下海之后第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他常跟我说：“真搞不懂你们温州人，文化不好，语言也不懂，到了国外个个都当老板。我们上海人出国的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外语水平也不错，做了几年还是个打工的，最好的也就在洋人的大公司做个高级职员。”

他不懂因为他是上海人，作为土生土长的温州人，我很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除了温州人胆子大、敢闯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个“朋”字，即朋友的朋。别看这个重复又简单的汉字，却成就了不少温州人的老板梦呢！

温州人到了国外，哪怕他口袋里只有几万人民币，只要有了落脚点，就会去寻找目标，有欲盘出去（出让）的小餐馆、小工场或者小店铺，只要适合自己的都可以，看中了就找在国外的亲戚朋友商量，让他们出钱“朋一朋”，于是这些亲戚朋友都会按照自己的能力慷慨解囊，你出五万，我出十万，很快地便能凑个百十万的。盘下那个餐馆或店铺之后艰苦努力，赚了钱先还债，三五年之后还清了债，再去找更大的铺面或工场。这种凑份子的办法温州话就叫“朋”，只要大家“朋一朋”，你就圆了老板梦。当然也有单枪匹马从打工开始的，但这打工的温州人目标也很明确，将来是要做老板的。他先从努力并节俭开始，积了钱以后再去盘人家的店铺或工场，以后再慢慢做大。早年出国的老华侨很多是以这种方式起家的，后来出国的年轻人便是用“朋”的办法居多了。你想想，他的文化不高，外语不通，最多只能做苦力，不去做苦力只能当老板啦！你有文化、懂外语，你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就不用去冒风险，你就不能当老板。这也是一种悖论。

六十万人散居在世界各地，应当说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温州人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所能赋予的概念。前面提到过，在法国巴黎的第三区有条“温州街”，巴黎的第十六区也是温州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你在巴黎旅游，经常可以听到奇怪又独特的温州话；在意大利的罗马，市中心火车站旁边的一条大街也能称温州街，不长的一条街温州人开的公司有二百家左右。我在那条街上的“温州酒家”吃饭，从三个人的小桌吃成十一个人的大桌子；在奥地利的维也纳，我去我的学生在当管理人员的卡西诺（赌场），喝咖啡也喝成一张大台子；在美国纽约，第二十五大道原先是所谓的红灯区，由于艾滋病的出现，美国人对性的态度也趋于严肃，第二十五大道便有些冷落，温州人乘虚而入，逐步吞食那里的商铺，也该称之为“温州街”了。　我的一位同学就在那里开餐馆，那年我随建设部和科技部联合组织的房地产考察团去美、加两国考察，同学请我们全团吃饭。同学的儿女在美国长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