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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厂虽多，规模却不够大，加之政府还在遏制和打击私企的发展，淘汰率很高。有的小富即安，见好就收；有的未能跟上形势的发展、因款式、质量等原因而关门；也有的赚进一笔钱之后自暴自弃，赌博、玩女人什么的。这一茬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热情、豪爽、对生活充满自信，那时的歌厅、餐馆，经常看见他们的身影，听见他们一掷千金的豪举。人们带笑笑说：“这帮鞋佬！”这茬老板跟上形势，至今仍留在第一线的已经不是很多，知名鞋企中如“吉尔达”的大老板余阿寿，“康奈”的老板郑秀康都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第二茬的鞋业老板就大不相同了。他们大都出生于六十年代，无论读书多少，总算受过现代教育，他们不再自己做皮鞋，他们以现代化的流水作业方式或生产皮鞋，以现代化的营销网络实施经营，他们的企业动者数千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人们也不再以“鞋佬”称之了。如“奥康”老板王振滔、“吉尔达”二老板余进华、“红蜻蜓”老板钱金波、“东艺”老板陈国荣都是这一茬老板中的典范。

我与钱金波都在温州，但我们的相识是香港朋友介绍的。那是2000年，钱金波他们到香港开展销会，这位朋友在香港的活动能力很强，帮他们张罗着请明星、邀媒体等等。她很欣赏钱金波的品位和能力，便给我打电话，让我与钱先生相约见面。那时我对“红蜻蜓”已经耳熟能详，对“钱金波”的名字也已“如雷贯耳”。因为温州知名的民俗学家叶大兵先生正在与钱金波一起编《中国鞋履文化辞典》，而叶大兵先生是我在文化局工作时的局长，至今仍有联系，他们编的辞典也由叶先生亲自送到我的公司。并且我的学生取得“红蜻蜓”在新疆的经营权，也常跟我提到钱金波。但我当时认为他无非是想标新立异，玩玩文化而已。见面之后，印像大变。他白晰的脸庞，戴着一副秀琅架眼镜，说话不疾不徐，年纪虽轻，却有学者风度。再读《中国鞋履文化辞典》，参观他的鞋文化展馆，方知“红蜻蜓”能在短短七八年时间，由白手起家到在全国有六七百间专卖店，年销售额近十亿元并非偶然。有学者称，“红蜻蜓”作为品牌，清新自然，唤起人们的童心，富有活力、诗意，带有东方的民族特点，这反映了温州企业界对品牌文化理解走向成熟。我忽然悟及，当1995年，“红蜻蜓”公司建立之日起，钱金波已经在用文化来经营他的企业了，他不是在玩文化，而是从众多的鞋革企业中走出一条自己的独特的路。

提到独特的路，我不由得想起了东艺鞋业有限公司和他的老板陈国荣先生。东艺鞋业公司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排名是第九位，应当说是个规模很大的公司了。但“东艺”的牌子在国内远远不及一些二三流的名牌，原因是他们基本上做出口业务，极少在国内销售。俄罗斯和中东诸国是他们产品的主要销售国度，他们很少在国内媒体上做广告，所以“东艺”的牌子在国内知名度不高。但2001年和2002年东艺公司出口创汇额都在三千万美金以上，居全国同行业的第二位。除了继续保持他们在俄罗斯和中东的市场优势之外，他们又定出以美国为重点和突破口来推进国际市场的多元化的布局。2001年东艺公司积极与美国第四大商业集团ELAN　POLO公司接触，通过了该公司的供应商资格审查并签订了首批五万双的供货订单，在全国同行业中率先进入美国主流市场。

陈国荣个子不高，脸圆圆的，平时言语不多，没有给人一种叱咤风云的感觉。但也许正式这种沉静的个性，使他走出了自己的有别于温州其他鞋革公司的路。我与他时有见面，大都在会议上，平时甚少交往，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宁静致远”的人生取向。

除了鞋革业老板之外，服饰业的老板也是温州老板的主要群体之一。从品牌这个角度来讲，比之鞋业并不逊色。“庄吉”、“法派”、“夏蒙”、“高邦”、“美特斯…邦威”、“雪歌”、“报喜鸟”、“华士”等等品牌在全国却有很好的知名度，经营的规模也不比鞋业小多少。但奇怪的是当上世纪七十年代，个体鞋厂蓬蓬勃勃地在发展的时候，服装业却只是停留在家庭作坊的阶段，几乎没有形成大的企业，更无企业集团。倒是钮扣、领带、拉链、丝织商标这些与之配套的服饰业搞得红红火火，蓬蓬勃勃。温州桥头的钮扣市场在山沟里，知名度却响在全国。

我进文化界之前在纺织部门工作，有这方面的技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便利用自己的技术悄悄地办了一个丝织商标厂。我那时已经萌生了退意，想从文化界退出，下海办工厂了。别看每件衣服仅仅在领头或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