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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花园”是全国房价最高的公寓，“滨江花园”的一半业主是温州人。上海许多高档楼盘的推出，大都要在温州造势做广告，有的还在温州设立长期的销售点。我的不少亲友在上海有房子，如我办国贸大酒店的合伙人陈建国，便在“滨江花园”拥有不止一套房产。我们酒店门口的一间铺面，就是被租作销售上海房产用的，楼上的房间还有长期包租的上海房产公司在温州的办事处。我本人曾经在两年多时间里，每星期来往上海一二次，最多时一天一个来回，也是为了上海的房产项目。上海的温州商会非常强大，会长是上海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之一的温州人杨介生，顾问是曾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现已退役的刘际潘少将。

温州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是我国的经济中心，国际性的大都市，在上海立足可以通过上海走向世界。同时也是选择上海人的工作效率，严谨作风和廉洁精神。使自己的事业做得更大、更好、更顺利。上海人选择温州是因为温州人能干，有实力，能为上海的改革与开放，上海的繁荣与发展作出贡献。

对于温州来说，上海实在太大了，实力也太强了，温州无法与上海相比拟，温州人走进上海仅仅是为了选择一个可供发展的更大的平台。温州与上海的合作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小伙伴，温州与上海的交往也只能是“忘年交”，故此我称它为上海大哥与温州小弟的关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温州人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提高，已经成为上海人所佩服的小兄弟、好朋友，再也不是“温州赤佬”或“阿乡头”了。

温州人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官场

闲说到现在，还只是泛泛地谈温州。从这一章开始，才具体地集中到温州人身上。对古代的温州人，我的闲说只能停留在有稽可查的官吏身上，史书是不记平头老百姓的。

说做官的温州人，先说什么是官，官又从何而来。“官者管也”（《礼记·王制》），也就是说管人的为官。宋朝史学家马端临在他的著作《文献通考》中有更详细的说明：“役民者官也，役于官者民也。郡有守、县有令、乡有长、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

其实，原始社会的官不是役民的，是为民服务，行使管理职能的公仆。并且是选举产生的，其标准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中国最早的官员是“五行之官”，即春官木正（句芒）、夏官火正（祝融）、秋官金正（蓐收）、冬官水正（去冥）、中官土正（后土），至于他们各司何职，现在也很难说清了。譬如火正（祝融），是掌管火的。原始社会，火种非常重要，钻木取火后，要想法保存下来，可以随时取用。那时没有火柴，更没有打火机，保存只能用木炭之类的，火正这个官便是负责这个事的。管好的话人们可以时时使用，又不会酿成火灾。这个官只能是服务性质的，是公仆。后来的人为了感谢这个公仆，将祝融尊为火神。这五官是尧时的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舜时的官就多了，有二十二位。如管农事的后稷、管百工的司空、管刑狱的士等等，这些官也是由民主推选的。夏王朝开始，官才由公仆演化为“役民者”。这时的官分为内服官和外服官，内服官是指在中央任职的各级官员，即以后所说的京官，外服官便是地方官。官僚队伍也由少到多，由寡到众。据《通典》记载：夏代有官员120名，商代240名，西周即达63675员。宋代是官员增加最多的朝代，真宗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二十四史札记》载）当然宋时的冗员比之如今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如今的“一杯茶、一枝烟、一张报纸看一天”的“四一”干部不知有多少。

那么，这些官员从何而来呢？夏、商、周三代是乡选里举制度，由下向上推荐，再根据“六德”、“六行”、“六礼”等标准，由王选定并任命。春秋战国时期有荐举、游说自荐、年功等许多办法来达到做官的目的。孔子周游列国便是游说，商鞅、张仪、苏秦等都是游说自荐而做大官的成功例子。秦、汉时是推荐选拔加考试录用定官职的。晋、魏、南北朝有九品官人法，按品（德）、状（才）、家进（门第）三个方面进行评举。秦、汉及晋、魏、南北朝时的举官方式都取决于地方官的好恶与关系，往往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一般老百姓无论德才多好，无法做官。再如温州这么偏远的地方，也极难上达天聪，温州人做官几乎不可能。这一时期未见有关于温州人做官的记载。

科举制度是隋代的隋炀帝开始的。都说隋炀帝荒淫无道，开科考举却是很有远见的一着棋，让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