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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低于全国人均（12亩左右）水平。这个数字还不能说明问题。温州是“七山一水二分田”，而这里的二分田还是个约数，实际耕地面积仅是全市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几，也就人均0。33亩左右。再好的气候，再肥沃的土地，再勤劳的人，能产出多少东西来？加之国家极少投资，温州人真是爹不疼娘不爱，“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靠贷款吃饭。”温州人成了向隅而泣的弃儿。

这个饭碗，真不好端！

复杂的“瓯”字情结

世外桃源般的黄金时代在记忆中渐渐远去，留给瓯民的，尽是离乱与困顿。所以，温州人对于这个“瓯”字，带有复杂的情感，简而言之是又爱又恨：爱的是故土，恨的是它的闭塞给人民生活、社会发展带来的困境。

这种情绪表现在日常生活语汇中，温州人一向将这个“瓯”字作为贬义词来使用。比如形容某件事情办得拗手，不顺畅，称为“瓯里瓯兜”；形容某人性格怪异、为人处世不爽直，也叫“瓯里瓯兜”；说某人小里小气，出手不大方，叫作“手瓯里开销”；说这个人衣着邋遢，形貌猥琐是“瓯兜相”；而讨饭用的盛器就叫“瓯兜钵”……

我朋友何纪椿先生是温州人在香港创业比较早，做的产业又比较大的一位老板。他的一家香港公司便叫瓯江实业公司。因为香港不少人不知道这个“瓯”如何念，往往将它读成“甄”字。还有人称用这个“瓯”字不好，“瓦”容易打碎，彩头不好，何先生便将这个“瓯”字改为“欧洲”的“欧”字。“瓯江”便成了“欧江”。后来他与我合作在温州办了个欧江实业公司。温州人都认识这个“瓯”，又以为我们将字写错了。温州只有瓯江，哪里有欧江呢！

也正是这个“瓯”字，给温州人造成一种困境的同时，却也使得温州人形成与别处不同的群体个性，让温州人在中华民族中独树一帜。比如共同在这个“瓯”中生活，温州人容易抱成团，同舟共济，非常团结；这个“瓯”又是开口的，开向浩瀚的大海，故温州人的心胸非常开阔、目光远大，很早便向海外发展。

由于瓯地的特殊性，外敌不断进入抢掠，而中央政府视瓯地与瓯民为弃儿，温州人只能自力抵御，从而造就了温州人好武、强悍的性格，经常能创造以少制多，以弱斗强的英雄业绩；国家不向温州投资，温州人只能自力更生，自找出路，又造就了他们的经商才能，他们不找市长找市场，不看风向看走向；……于是同样一个“瓯”字，却又成就了温州人的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真可谓败也是“瓯”，成也是“瓯”。

奇怪的表彰会

瓯般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少独特的人文现象。古怪的温州话便是其一。常有外地人听我们讲温州话说：你们讲的是什么鸟语！

温州话实在难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温州军分区礼堂召开了一个表彰会。我有幸以媒体记者的身份参加，那时我在编温州解放后第一个通过邮局向全国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文学青年》。表彰的对像是从老山前线作战归来的战斗英雄。与越南打仗是非常艰苦的，作战的双方太“知已知彼”了——因为过去是“同志加兄弟”，并肩作战几十年。作战风格相同，彼此非常了解对方的战略战术。加上越南人久经沙场，与法国殖民者作战，同美国侵略者作战，并且都是胜利者。由于中越作战的艰苦，也出了不少感人的文学作品，如《高山上的花环》等。我那时正在写作，以为可以挖点好素材。

受表彰的战斗英雄有八九位，个个戴着大红花，笑得一脸灿烂。我认真地听着有关这些英雄光辉业绩的介绍，并飞速地记录着。可记着记着，不禁停了笔，什么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作战英勇，不怕艰苦……之类，具体的事例呢？写报告文学或小说要的是细节，是动人的故事，不要这些套话，看来要在会后进行个别采访了。我请市委办公室的一位秘书朋友帮我安排采访，他却摇了摇头：“恐怕不会同意让你们这些笔杆子采访的。”“为什么？”我觉得很奇怪，既然让媒体记者参加，总是要进行报道的。他悄悄地在我耳边说：“这是个军事秘密，别到外边说去，他们都是因为会讲温州话而立功的。”

这也算是个奇闻，温州人当然讲温州话，但在部队里应当讲普通话。我本人曾经当过兵，在连队里我们温州兵常常让连长、指导员刮鼻子（批评），说我们碰在一起总叽哩呱啦说什么鸟语。他们怎么会因为讲温州话而受表彰呢？他吞吞吐吐。我又找在分区的熟人，还直接拿着记者证（当时这个证件还是很管用的，不像现在弄滥了）找战斗英雄采访，终于弄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