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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是军饷的匮乏。

刘岳昭说，云南省全靠外省支助军饷，与造反武装作战十多年来，累计拖欠军饷几百万两银子。户部调拨的款子，外省以一纸空文了事。省城昆明的军需局和厘金局等部门，应该由司道来经理，但是其中有一些回民的镇将，挪用款项，冒领或滥用开支。就连州县的钱粮和井地的课税，也有回族军官前往收取，按户派捐，弊端之多，难以枚举。他曾令岑毓英按照惯例汇总核查东部的厘税和州县钱粮，本来只是打算逐步转移到正规的渠道，但还是不能满足营员的愿望。这是军饷方面存在的困难。

第三件事是官府和清军内部的隐患。

刘岳昭说，云南省的汉民与回民发生矛盾，有些人趁机挑拨离间，有时说自己是汉民，有时又说自己是回民，忽彼忽此，挑起衅端，从中获利。有的官员也心怀叵测，形迹可疑，这是患伏萧墙之内。官军千辛万苦，却因军中奸人的一句话而失败。这是防止内患的困难。

第四件事是进攻的艰难。

刘岳昭说，云南省的造反武装，主力都在大理和顺宁，那里地势险要，而且是他们经营多年的根据地。清军每次进攻，都苦于得不到粮食。加上文武官员不和，号令不能统一，虽然主观上想打胜仗，却只有打败仗的客观条件。主观上想要对外，却总是发生内变。这是图谋进取所存在的困难。

刘岳昭最后提出自己的对策。他说，刚刚被造反军队攻占的地区，清军自然是应该相机攻取。等到省城周边的军事有了把握，然后再挥师西进，攻击杜文秀所部，才能收到得寸进尺的效果，而不至于半途而废，受人讥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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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岳昭接到催促他赶赴云南上任的圣旨，急于结束在贵州西部的作战，更加急迫地催促各部攻打牛场。湘军奋力作战，于10月份攻克牛场，然后在河浒攻击定南关的苗民起义军，将起义军全歼。白泥的苗民起义军投降。

这时贵州西部渐渐平静。刘岳昭率领湘军奔赴云南，曾璧光出任贵州巡抚。

湘军忙于在外省作战，但湖南本身并不安宁。尽管湖南在贵州东部拥有大量兵力，却无大将统领，无法抵挡贵州起义军对湖南西部的攻击。

湖南巡抚刘崐于10月份上奏说，兆琛等人率领三万名兵勇，每年耗费军饷二百万两，名义上是为了大举援助贵州，但本省境内的战祸比以前还要严重，沅州、晃州、镇筸、黔州、麻阳、靖州和会同，方圆几百里无人安居。追究其中的原因，在于没有制定军法。援助外省的军队，照例只受奖赏而不议罪过，丢失了城寨，归咎于贵州，还要为自己上奏功劳，而贵州所遭的灾祸，都成为援军的勋绩。

兆琛身任贵州藩镇，镇远失守，是因为他不审机宜。周洪印驻军沅州，起义军一到，他就转移到托口扎营。起义军后退到托口，他又回到沅州，投机取巧，避免作战，毫不知耻。

刘崐请求清廷罢免兆琛的官职，议定周洪印的罪过，遣散他们的部队，酌情留下三营驻防。他还弹劾李元度久攻荆竹园，旷日无功，上奏请先将他降官一级，推荐席宝田招募一万人增援贵州东部。

1867年，同治六年（9）

清廷下诏，予以批准。又因刘岳昭已经率部开赴云南，命令四川清军出兵遵义，援应贵阳。

席宝田于11月份率部开到沅州，准备与李元度所部合攻荆竹园。

贵州天柱的苗民起义军在12月份出兵攻打湖南会同，席宝田的部将席启庚所部正在攻打天柱，接到省内急报，便说：“这是苗军故伎重演，他们认定我们出兵到了贵州，就不会返回湖南救援了。我偏要杀个回马枪！”

于是，席启庚率领手下所有的兵力共三千人，奋力追赶，兵分六路，前后拦截。苗民起义军没有退路，聚集在山谷里防御。席启庚独自率领五百人追入山谷，在羊肠小道上中了埋伏，席启庚力战而死。龚继昌率部从会同出兵，起义军乘胜撤兵。

起义军首领张秀眉对部众说：“苗疆危险了！往日官军打败了就走，如今深入山林，寻找我们作战，这是痴军啊，你们都要谨慎防备啊。”

李元度听说席宝田率部赶到，便急攻荆竹园，席宝田部将荣维善率三千人肉搏围攻，率先攻进荆竹园。湘军各部攻破二十五座旁寨，水师将领许宝坤率部攻破七座旁寨，筑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