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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之学”（所谓“良知的坎陷”）可以发展出认识论的系统。也还有人认为，“三纲五常”仍有其价值。1994年杭州会议上，杜维明放弃了认为“三纲”有价值的看法，而认为“五常”还有价值，这是他的一个改变。还有关于“文化中国”的问题，杜维明提出这一想法，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有其意义，但他把“文化中国”分成若干圈，核心圈为“大陆”、“台湾”等；第二圈为海外华人；第三圈为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各国；第四圈是研究和欣赏中国文化的外国人，等等。但他有个观点是可讨论的，他说：“文化中国的范畴很广，有一批与中国没有血缘关系，但对中国人影响很大的，也是文化中国的一部分，像释迦牟尼、*等。”这也许很成问题。如此类推，可以有“文化欧洲”，“文化美国”，而中国的思想家，如孔、孟、老、庄等，在他们那里有影响，也就是他们的一部分。

（4）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孔子的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已被否定，今天再把它推崇到至高的地位，无疑是历史的倒退等等。

到底对儒家思想应如何看，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今天对它有多种看法，说明我们的社会在进步，因为学术文化问题只能在自由讨论，在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实现，在不断的理性的对话中前进。

儒学的现代意义（3）

当然，我自己对“儒学”也有自己的看法，是否对，要在讨论中得到检验，它也只是众多之家的一家之言。对于学术文化，我有几点根本的看法：第一，任何历史上的思想文化没有绝对正确的，其自身往往包含着内在矛盾，儒学也是一样。因此，“儒学”必然在某些方面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不可能都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即使是其中具有普适意义的精粹部分也往往要给以现代的诠释。第二，虽然思想文化是在不断发展的，但是，古代哲学家提出的哲学问题和他们的哲学思考并非都不如我们今天的，有些问题很可能是万古常新的，例如中国哲学中讨论的“天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仍然是我们现代中国哲学讨论的主题之一。第三，罗素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的发展的里程碑。”任何文化要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必须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在相互交流中才能适时的发展，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从我国历史上看，印度佛教的传入已经证明这一点。中国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后为中国文化所吸收，而深刻地影响了宋明理学。今天，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充分地系统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及其他各民族的文化，当然是他们的优秀文化，中国学术文化才能适应人类社会要求和我们民族自身的新发展。因此我们的文化必须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第四，要有文化的主体性。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必须扎根在自身文化的土壤中，只有对自身文化有充分理解和认识，充分保护和发扬，它才能适应自身社会合理、健康发展的要求，它才有深厚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的能力。一种文化没有能力坚持自身文化的自主性，也就没有能力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以丰富和发展其自身，它将或被消灭，或全盘同化。

基于以上看法，我认为，要对“儒学”进行分析，也许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待它。我们可否从三个角度来看“儒学”，一是政统的儒学；一是道统的儒学，一是学统的儒学。

儒学曾长期与中国历代政治结合在一起，无疑它对封建集权专制统治起过重要作用。在儒家思想中特别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这虽有可取的一面，但却流于把道德的作用绝对化，而使中国一直是“人治社会”，而很难实现“法治社会”；而且很容易使政治道德化，而美化政治统治；又使道德政治化，使道德为政治服务。当然儒家思想中的某些政治哲学也对消解专制统治起限制作用，如“以德抗位”，“民为贵”、“诛一夫”（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往往也可以用“天”来压制君权。“畏天命”，要对“天”有所敬畏，甚至“天人感应”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起抑制“皇权”的作用。天降灾异，有臣子就上书警告皇帝，于是皇帝不得不下罪己诰。但总的说来儒学在历史上被政治利用起的消极作用更明显。特别是“愚忠”，“吾皇圣明，臣罪当诛”，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所以对儒学在受政治利用的情况下，问题较多。

“道统”的儒学：任何一个成系统有历史传承的学术文化派别，其学术文化的发展和产生影响，必有其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