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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两者必须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方能使社会保持着一种合理、公正的状态；否则，便会造成畸形化的状态。如果只是从其中的一个方面来判断社会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则势必会走入以偏概全的误区。比如，有的学者采用当时美国社会学界公认的社会不平等的分析框架，亦即从阶级分化、结果不平等、机会不平等这样三个维度来分析中国的社会分层体系，从而得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分层体系较之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分层体系具有合理性的片面结论。

由于平等和自由不可能总是处在一种平衡、协调的状态，这就对一个社会产生了十分复杂的影响。具体到中国社会尤其是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平等和自由之间关系的具体状况，成为影响中国阶层结构化过程中的重要变数。这个变数在很大程度上规定或影响着中国社会分层体系的具体状况和基本趋向。

自建国以来，随着时代条件的急剧变化，平等和自由在中国社会也经历了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表现出某种十分明显的畸轻畸重的情状。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初步获得了平等，但同时却在不小的程度上丧失了自由；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人们初步获得了自由，但同时却在不小的程度上丧失了平等。而缺少自由的平等不可能是真正的平等；缺少平等的自由不可能是完整的自由。畸轻畸重的平等和自由，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中国社会通过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以及高强度的社会动员等多种十分有效的方式，通过国家全面垄断社会经济资源并实施再分配，从而实现了大面积的社会平等：以往阶级之间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被消除，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性力量，占人口1/2的女性获得了解放，大众教育迅速普及，等等。这种平等曾经对中国社会产生过巨大的积极影响。但是，由于当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并且阶级斗争理论成为主导性的、绝对的意识形态，所以，这就极大地限制了社会成员作为个体人的自由，同时也使得平等逐渐地丧失应有之义。具体来说，这至少造成了两个十分有害的结果。一个结果是严重的人身依附性和隶属性。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国家对社会经济资源进行全方位的控制，公权几乎得到无休止的扩张，个体人必须依附于某个单位或公社，而不可能拥有自我选择的空间，甚至不具有自主流动的权利；况且，从当时的阶级分析理论出发，显然是阶级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只不过是阶级的附属物，所以，在涉及到国家、集体同个人的关系问题时，毫无疑问的是前者对于后者的绝对优先位置，为了前者的利益哪怕是最小化的利益，也可以牺牲后者最大化的利益。另一个结果是，形成新的身份等级制。计划经济体制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分为两个在生活及工作待遇上有明显差别的、十分不平等的身份系列；而基于当时阶级分析理论，则形成了以个人的政治成分和“家庭出身”为依据的先赋性的阶级身份系列，这种不平等的阶级身份系列将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包括进去，并以特定的政治档案管理相配套，从而直接影响着每位社会成员的发展前途。严重的人身依附性和隶属性以及新的身份等级制直接损伤了社会的活力，妨碍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

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4）

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提法的被摒弃，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社会经济资源垄断的局面明显松动，社会中的自由流动资源出现并增多，社会成员的自由流动空间迅速扩展。与之相适应，中国民众原有的人身依附性和身份系列开始瓦解，社会成员开始具有了自我意识，具有了自主选择的可能，其自由的程度开始大幅度提高，社会的创造力得以大幅度提升，社会财富的创造源泉得以大面积涌流，这就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中国人民正是通过基于自由的创造，初步有效地突破了原有身份、地域、行业以及所有制等方面的人为限制，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进步，推动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巨大变革。

同时还应看到，这个时期人们所得到的自由只是一种初级的自由，是一种缺乏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上能够对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提供保护的自由，而远远不是制度化了的自由，因而不可能具有长期稳定的意义。就总体而言，中国社会这一时期的自由同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缺乏必然的联系。中国改革初期的自由空间并非市场经济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