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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改变。作为执行国家权威、处理社会繁杂事务的一个工具，官僚机构必须由受过专业化训练的精英群体组成，招收的人员应具有一定的技术才能和必要的训练。在一次创业时期和二次创业初期，J县的官僚化队伍明显不足，大多数公务员是从本县教育界的中小学师资中选录和抽调，官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但这种状况迅速改变，特别是在1997年推行公务员考试后，淘汰了一批“万金油”式的干部，官僚队伍的录用、考核、晋升更加制度化、正规化、专业化，逐渐形成了一支有“官僚制精神”的职业化官员队伍。据统计，J市的机关与事业单位干部数从1993年的9　114人，增加到了2001年的至少20　204人，8年时间J市机关与事业单位人员扩张了一倍多，大批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较高素质的社会精英被吸纳到行政体制内，促进了行政效率的提高。

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成长与目前情势（4）

在多年的发展中，J市地方国家的规模和任务两个方面都明显地增大，直接产生了一种不同于农业县时期的统制主义行政体制模式——韦伯意义上的现代行政体制。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现代化伴随着政府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和业务量的不断增长，政府权力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活动呈现扩散现象，政府机关办公场所在13年内不得不搬迁三次，其机构在增长、行政职能在扩大，初步构建了一个门类齐全的现代官僚行政国家体制。它既担负着过去统制主义时期政府所履行的许多职能，又获得了某些过去任何体制所不履行的新职能，并对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有着积极的意义。第一，它培植和强化了国家能力。作为后发赶超型国家，国家为了有效地动员资源并对社会的各种需求作出相应的回应，就必须拥有一支庞大的科层结构及其成千上万名的官员共同构成的现代政府作为后盾，才能使国家机器精确、迅速地运转，保障了政府的意志和命令能够被治理对象所遵守。事实上，与统制主义时期相比，国家的控制方式更加有效，采用的措施和方法更加系统，对全社会的管理水平也有了质的提高。第二，形成了国家的“理性化”。国家不再像统制主义时期那样简单地使用暴力，而是以工作和职位分工的专门化、等级化、非人格化、规则化、技术化、工作程序法制化与系统化来行使权力，抛弃经验式管理，重视知识与技术，这种行政结构能够使广大公务员熟悉档案、谨慎和严格服从，保持组织运行的持续性，有效地减少统制主义时期国家行政体制中的人为因素影响，并在法治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公共行政的科学化和*化。第三，确保了国家转型的安全和秩序。现代行政体制建设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只限于行政层面而非宪政层面，*与宪政是一种政治体制，但每一种政治体制必须先获得权力，并建立一个完备的现代科层政府来履行其基本的政府职能，然后才能对它进行限制，否则不论采取何种形式，都可能造成治理的失败。现代官僚制把社会中的精英整合到行政决策结构，在这一过程中，赋予了统治权力以某种合法性，使国家在复杂的市场经济中得以稳固。这种“行政吸纳政治”的体制更多地强调秩序而非*，强调专家治国而非大众参与，强调治理而非政体类型，国家的实质不发生根本变化，保证了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需要的秩序。

社会生长与现代国家构建：社团组织的发展

社会生长（市民社会）是现代国家构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其他四个基本构件相比，社会生长不是国家本身的制度组成，而是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基本要素。从世界范围的经验看，各国的社会发育程度优劣都对现代国家构建起到了支撑或阻碍的作用。

为了更加确切地透视社会生长的真实状况，将各种社团性组织纳入研究视野当中，本文更多地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观察J市社团组织的发展，并将“社团”定义为一种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中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团体的成员关系把分散的个体或紧或松地联系在一起。在J市，这类广义概念的社团组织很多，既有传统的草根性组织，也有现代性的社会中介组织。

传统性的草根社团复兴和活跃主要得益于其深厚的社会基础。通过对J市地方社会历史的分析，这一区域有着悠久的海洋型商工文化、浓厚的家族传统和海外华侨资源。在传统时代，就普遍存在活跃的民间组织和组织网络，如兴修水利的联庄会、主管互助的义社、迎神的庙会。进入近代以来，各种政治社会文化组织先后出现在闽南的舞台上，错综复杂的格局为该地方社会留下不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特别是这一区域的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