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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宛下兵到”的书信送往昆阳城中，又故意把这封信丢在路上。王寻、王邑拣到信看后，真的以为宛城的增兵已到，心中十分恐惧。昆阳内外的起义军形成夹击之势，刘秀亲自率领3000人敢死队，从城西渡水，直扑敌人的指挥中心，消灭敌军的中坚。

昆阳大战，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给王莽以致命打击。这年九月，起义军攻入长安，杀掉王莽，推翻新政。在整个战争中，面对号称百万的莽军，刘秀有勇有谋，指挥若定，表现出智勇双全、凛然不可侵犯的大将风度，也大大提高了刘秀在起义军中的威望。

镇抚河北随着刘和刘秀在宛城和昆阳功勋的建树，随着王莽政权的即将灭亡，农民起义军内部争权的矛盾便显露无遗了。刘玄担忧刘、刘秀兄弟影响他在更始政权中的地位，于是与农民将领“遂共谋诛伯升（刘字伯升）”。刘与其部下以“莫须有”的罪名一同被杀。

刘的死，对刘秀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面对巨大的压力，刘秀表现出遇大事而沉着冷静的胸怀与气度。一方面，他为失去一起举兵、一齐奋战、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哥哥，充满悲痛，充满怨愤，史书记载他“独居辄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处”（《东观汉纪·光武皇帝纪》）；另一方面，他却立即从前线返回宛城，向更始帝谢罪，不谈昆阳之功，不为刘服丧，不与刘旧属往来，饮食谈笑一如既往。但他深知，尽管一时消除了刘玄等人的猜忌与疑虑，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避开种种矛盾，寻求更大的发展，刘秀一方面隐忍韬晦，另一方面也在暗中扩大势力和影响，并利用各种机会为摆脱更始政权进而统一天下做准备。

更始元年（23）十月，刘秀奉更始帝刘玄的命令，以破虏将军兼大司马的名义出使河北，稳定那里的局势。这时的河北形势十分复杂，刘秀一方面希望早日摆脱更始政权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对在河北的发展信心不足。在这关键时刻，冯异、邓禹等的建议，使他坚定了信心。

冯异，字公孙，颍川人。本为王莽部下，后为汉军抓获。冯异敬仰刘秀的仁德，刘被杀后，唯有他理解刘秀的悲痛，宽慰刘秀节哀；在更始政权对委派刘秀巡视河北出现犹疑之际，冯异又劝说刘秀厚交当权左丞相曹竞及其子尚书曹诩（yì），最后才得以成行。来到河北，冯异建议应以“施行恩德”为原则，巡行郡县，处理冤狱，释放囚徒，关心弱势群体。

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曾与刘秀同时游学长安。听说刘秀被派往河北，他立即“杖策北渡”，追到邺（yè）城。刘秀见老同学前来，笑着试探他：“难道是为做官而来？”邓禹则坦言：“只希望你能够一统天下，我从中能够效微薄之力，垂名青史罢了。”与刘秀彻夜相谈，建议他“延揽英雄，务悦民心”，激励他“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

正当此时，王郎的出现，为刘秀占据河北设置了很大障碍。

《后汉书·光武帝纪》书影（宋刻本）王郎谎称自己是汉成帝的儿子刘子舆，利用河北地区一些豪强地主为确保自身利益而排挤刘秀的心理，在邯郸建立了一个新的割据政权。王郎悬赏10万户通缉刘秀，更始二年（24）初，刘秀只好从真定北往蓟（jì）地，后又慌忙逃离蓟城。在南逃途中，他们不敢进入城邑，只能风餐露宿，一路上被王郎军围追堵截，险象环生，最后逃到信都（今河北邢台西南）才始脱险境。在信都，刘秀接受了信都太守任光的建议，发布檄文，征发精兵。这样，刘秀终于站稳了脚跟。

四月，刘秀亲自统帅大军包围了邯郸。双方激战20余天，王军被消灭，王郎被杀死于逃跑途中。这样，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基本上为刘秀所有，河北成为他脱离更始政权、创建统一大业的重要基地。

削平割据25年6月，刘秀在鄗（hào）城（今河北省柏乡县北）举行大典，登基即位。改鄗城为高邑，定为首都，年号建武，大赦天下，东汉王朝从此建立。

东汉建立之初，绿林军坚守着洛阳，赤眉军占领了长安，独霸一方的地主割据势力，几乎遍及大江南北，社会仍处于四分五裂之中，统一全国的进程才刚刚起步，而且任务将十分繁重。刘秀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南征北伐，终于完成了统一全国的伟大事业。下面就是他建国以后统一天下的时间表：

25年10月，固守洛阳的绿林军统帅朱鲔（wěi）在汉军围攻下举城投降。刘秀迁都洛阳。

26年，收复洛阳以东及洛阳至长安沿线的豫西地区。

27年，赤眉军投降，汉军占领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