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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惮，胡作非为，倒头来没有不身败名裂的。因此，每一名干部都应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消除特权思想，摆正个人与组织，“公仆”与“主人”的位置，这样就能做到少犯或不犯错误。

在一次宣传工作会上罗子贵讲，公仆就是公众的仆人，比喻替公众服务的人。新中国人民公仆的榜样如周总理、焦裕禄、孔繁森，“公仆”二字基本含义是指政府的官员等为祖国、为人民献出自己一生的人。提到人民公仆这个词，我们的脑海中马上浮现出任长霞、焦裕禄、孔繁森这几位优秀**员的光辉形象，他们为人民群众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干出不平凡的业绩，他们始终牢记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的为人民群众排优解难，虽然他们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但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们永远会活在百姓心中。

罗子贵作为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掌管着松山市的宣传舆论大权，分管的实权部门也很多，比如教育、卫生、广电、文化、科技，所以手中掌握的资源是很有分量的。可是他从不以权谋私，而是想着并实践着合理调配资源，为最底层的人民群众排忧解难。有人说他就是一个仁者。

在全市宣传工作会议上，罗子贵对“仁者”做了见解独到的诠释，他说，“仁者”究竟设什么意思？仁者是充满慈爱之心，满怀爱意的人；仁者是具有大智慧，人格魅力，善良的人。

仁作为孔子的最高思想的表现，他对于统治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孔子有很高的理想，但是现实却远远没有实现他理想所能提供的环境。他一生都在推销自己的思想，尽管他自己一生很委屈，但是后人在实践中广大了他的学说。统治者要爱惜子民，子民要遵从统治，他们之间的联系就是礼教，克已复礼为之仁，若礼兴，则天下大治，君民则相亲相敬，这样的天下才永固，这样才叫作仁者天下。所谓仁，也有大爱无强的感觉，像小恩小惠，是配不上仁的。后来孟子曰义，则是普通人与人之间的标准了，但这并不是说孟子是关注普通人，其实他对统治的诫告比起孔子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有人认为，人们如果能够在家中对父母尽孝，对兄长顺服，那么他在外就可以对国家尽忠，忠是以孝弟为前提，孝弟以忠为目的。儒家认为，在家中实行了孝弟，统治者内部就不会发生“犯上作乱”的事情；再把孝弟推广到劳动民众中去，民众也会绝对服从，而不会起来造反，这样就可以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定。

这里所提的孝悌是仁的根本，对于读者理解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哲学、伦理思想非常重要。在春秋时代，周天子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其余庶子则分封为诸侯，诸侯以下也是如此。整个社会从天子、诸侯到大夫这样一种政治结构，其基础是封建的宗法血缘关系，而孝、悌说正反映了当时宗法制社会的道德要求。

孝悌与社会的安定有直接关系。对父母不孝、经常和兄长闹别扭的人，肯定不会尊重他人，不会对群众有爱心，也就当不了仁者，当不了人民的公仆。孔子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全部思想主张都是由此出发的，他从为人孝悌就不会发生犯上作乱之事这点上，说明孝悌即为仁的根本这个道理。自春秋战国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和文人，都继承了孔子的孝悌说，主张“以孝治天下”，汉代即是一个显例。他们把道德教化作为实行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把老百姓禁锢在纲常名教、伦理道德的桎梏之中，对民众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产生了极大影响，也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深刻影响。孝悌说是为封建统治和宗法家族制度服务的，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分析判别，抛弃封建毒素，继承其合理的内容，充分发挥道德在社会安定方面所应有的作用。

“所以，”罗子贵说：“我们领导干部就是要做一个仁者，人民公仆是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仁者。”

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罗子贵负责宣传舆论工作，可是他并没有成天泡在开会或电视里面，而是一猛子扎到底，直接到边远乡村调查研究，与最穷困最需要帮助的村民们打成一片，和他们一起研究脱贫致富、解决问题的办法。凭着他那过硬的文字功夫，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把底层的真实情况、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写成有血有肉的文章，通过“情况反映”或“工作简报”反映到各级各部门的领导面前。和村民们打交道的时间长了，帮助困难群众解决了不少的实际问题，久而久之，就和这些纯朴的老百姓们建立起了纯洁而深厚的感情。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大爷老大娘，觉得这个后生很实在，说话做事很踏实，都把他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