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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阵阵的令人愉悦的鼓噪声。
退休教师吴东光的脸上浮起了少见的微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终于蜕变成了一个自由人,一个在思维和感觉上都真正自由了的人。
然后,他感到被什么力量拉了一把,一阵奇特的晕眩开始弥漫上升。
李重那天傍晚照例去看他的表弟,发现了仍坐在椅子里却已经昏迷的李东光。他立刻叫了几个村民一起把他送去了县医院。
弥留之际,他睁不开眼睛,却又进入了那个熟悉的大脑的奇异状态,并在那个状态下完全清醒着。他感到了与他分开多年的朋友齐天卓正用双手握着自己的手,和他想象中期待的有着同样的质感、力度和温度。他还听见朋友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脑中马上就出现了天水坞杨树林尽头的土坝,和夕阳西下时的奇幻美景。
“听着,你先去,在那边等着我。我当然记得咱们争论过夕阳落下去以后去了哪里?你我最后都同意,它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灿烂着,是我们眼睛的局限看不见它而已。你说得对,夕阳后面的世界肯定更美,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弥补在这个世界里被自己虐待了的情感,因为没有了纠缠了我们一生的恐惧。我没有善待命运给我最好的礼物。。。先去吧,东光,找个有树林的地方坐下来等着我,我一定会来的。”
退休教师李东光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终极快乐。他闭着眼睛向上看,感到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就要发生。带着朋友手上的余温和听到的耳语,他清醒地感到自己的身体开始轻缓地向上飘去,离开了病床和窗户,向着天水坞杨树林后面正在下沉的夕阳飞去。
他的身体里似乎被注入了比活着的任何时候就都更多的活力和勇气,轻盈地、徐徐地飞进了生前看过无数遍的那片橘红色夕阳,随即被巨大的温暖包裹进去。他发现自己的形体消失了,溶进并变成了那浓郁色彩的一部分。
会飞的感觉太好了!他一生从来都不知道自己也会飞,直到生命消失的那一刻。
一个被深藏的恐惧——省委书记齐天卓
2003年一个深秋的傍晚,一辆黑色奥迪A6颠簸着驶进了天水坞村边一片过人高的玉米地,在一个不易被人看见的拐角处停下。没一会儿,从车里下来一个体态微胖、头发花白,约六十多岁的高个子男人。他先朝四周看了一下,转身向车里的司机交代了几句话,然后用手拽低了头上浅棕色列宁帽的帽沿,开始独自沿着玉米地里的一条田埂,向村西那片杨树林走去。
高个子男人叫齐天卓,他边走边眯起眼向不远处的天水坞村张望。此时的天水坞村是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候,收了工的村民刚回家不久,女人呼喊孩子回家吃饭和家畜兴奋的叫声交响成一片,让走在田里的男人听了感到一种久违的新奇和迷离。他穿一身黑色西装,脚上深棕色的牛皮鞋踩在高低不平的田梗上,显得挺吃力。看得出,他不是本地人。事实上,他过去与这个村子本没有任何联系,直到三十一岁那年认识了一个出生在这里的人,一个后来成为他一生中唯一能够称为是朋友的人。这个人几天前刚刚去世,他今天就是在开完他的追悼会后直到这里来的。
朋友的追悼会是在他教了一辈子书的乔县中学小礼堂举行的。这个学校的前身是西方传教士在十九世纪创办的教会学校,留下很多西式建筑,追悼会使用的小礼堂就是那个时期留下的小教堂。齐天卓请求学校让他参与安排这个追悼会,并支付了所有的费用。会场布置得很简洁,但是很用心,因为他知道奢华定会有违他简朴了一生的朋友的意愿。在小教堂的入口处,悬挂了一幅他朋友的学生画的巨幅墨荷图。
这所学校其实也是他和刚去世的朋友共同教过三年书的地方。不过三十多年过去了,除了一个前来参加追悼会的老清洁工和一个早已退休的老校长,现在的学校里早已经没人认识他了。
朋友几十年里教过的学生来了那么多,小礼堂几乎装满了人,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们大都是从全国各地专程赶来的,有的甚至是从纽约和伦敦搭机来的。他们的年龄从二十多岁到三、四十岁不等。一个三十多岁戴黑色墨镜的男子把几本泛黄了的旧书放在他朋友遗像旁的桌子上。书的名字虽然看不清,但从那人虔敬的表情和动作中,他能感到那些书在这个学生和他故世的老师之间肯定有着只有他们才知道的故事。
一条挽联上的毛笔字写着:“感谢您用文学中的不朽灵魂在乱世中塑造了我们的灵魂,让它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发出即使不太亮,却属于自己的光。”
另一条挽联上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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