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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铁板一块的本系统工作；为什么杨波会知道他是被放到仓库去锻炼的这些“领导才知道的事”他冷冷地笑着，烟头在黑暗中忽闪忽灭，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在楼顶上坐了好几个小时。

很难知道99年的这个春节夜晚，云峰在西安东郊的楼顶上都想了些什么，都发生了什么。从那以后，云峰就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愣头青了，他变了，完全换了一个人。以致于2　年半后我在北京见到他，已经完全认不出他了。他不再胆小，不再犹豫，不再患得患失也许这就是成长的代价。

春节后上班，云峰就被公司派去了广州办事处。关于这件事情，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当时是他主动要求的还是公司安排的。大傻在电话里向我提起的时候，语焉不详，他甚至都是很多年以后，才知道云峰曾经深深地爱过自己婚礼上的伴娘。如果云峰当时是自己要求调去广州的话，有点解释不通：广州办事处是个烂摊子，公司里面不少人都知道；如果是公司安排的话，也有点莫名其妙，很难想象单位领导会突然发神经，把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派到山高皇帝远的外地办事处去。在那种商贸公司的行业，万一出了问题谁负责？（在那时候的国营单位的确是这样的，当然这种现象在现在已经不算稀奇了）。

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大家都能猜到的那个理由。如果换成你，再坚强的人，以后还要天天面对杨波，你能呆下去吗？

云峰一直瞒着父母，走之前的最后一天晚上，才告诉了他们明天就要调去广州。老妈抹眼睛，一句话也不说；老爸却没有发火，沉默了半响后，嘱咐他要一切小心，不用担心他和老妈，在广州好好工作。我们这一代人，遇事都是这样的，往往要挨到最后时刻才拿定主意说出口。很多时候我们活的的确有点沉重，时代的烙印，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1999年的初春，云峰静静地离开了这个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一个人，南下广州。

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后，他站在了广州火车东站的出站口。公司里的人已经告诉了他广州办事处的主任老蒋会到火车站来接他。这里有必要把这个广州办事处的情况缩缩：像云峰他们这种单位，在那时候很大程度上都还没有完全摆脱以前的“物资供应”模式，所以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必要设置这种常驻外地的办事处。但是他们公司怎么会有一个“广州办事处”呢？这个说来就有点话长，倒不是故意卖关子，而确实是一句话扯不称透。总之这个办事处的情况就是，财务单独一套帐，不和西安的财务对口；西安公司里面有一个副总单独在管这个办事处的资金；这个办事处的存在，北京的总公司根本就不知道（也有可能是睁只眼闭只眼），甚至西安公司里面也不是人人都知道，只有储运、财务、业务和一些其他“太阳旁边”的部门知道。不用废话了吧，大家都应该了改是怎么回事了。在90年代“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其实很多国营单位，尤其是企业化的单位，都有这种“小摊子”。不然他妈很多清水单位拿什么发奖金？

这个广州办事处做的生意，和整个公司玩的东西其实套路完全不一样。之所以要在广州设置一个办事处，就是因为公司手上有一些绕过北京总公司，在西安拿到的比较特殊的进口专营权。不用？不用他妈过期作废。这就是一些国营商贸单位的好处，看起来貌似没有民营甚至外企商业公司机制灵活，但是老子们占的有资源，照样可以暗起弄钱。这个办事处在广州对外是正儿八经称“中国XX器材西北公司广州办事处”，但是签合同的时候盖的章却是“广州XX讯天科技商贸有限公司”（XX是本系统老的简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哈）。当然，讯天公司就是一个空壳公司，为了“业务需要”登记的。

整个办事处其实只有主任蒋仕源是公司的正式职工，从西安派过来的，其他几个人都是老蒋在广州本地招的。这种小摊子，对于公司高层来说肯定是希望人越少越好，妈的反正又不是靠剥削劳动力赚钱，老子们吃的是玄钱，呵呵。老蒋已经给公司老大说了好几次，需要再派一个人过来帮帮他，但是西安公司里却没人愿意来。一个是因为广州办事处在公司里一直给人的印象就是烂摊子，除了每年几次交点钱上来给公司润到发发职工的奖金，其他简直就不值一提（当然对于公司的某些老大来说可是很值得一提，这个后面慢慢摆）；二个是西安公司里大部分都是中年人，都有家有口的，谁愿意吃饱了没事干跑到广州去常驻？那老蒋呢？他离了婚的，他怕个屁所以最后云峰就去了。老蒋也愿意云峰来，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听话，好管。

云峰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