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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我赞成写“灯”。“泪珠儿点点滴滴湿透了罗衫”，这句话看似平常却予人印象甚深，你看句子里有多少三点水和四点水！那都是黛玉的眼泪！

我在电视公司工作的那一年，发现电视剧的编导对剧中人物的姓名十分讲究。务使字的形象和人的形象相得益彰。如果他是个瘦皮猴，怎能让他姓關？如果她是个肥婆，怎能让她姓卜？有一段时间，电视剧里的坏人都姓刁，“刁”这个字的形状尖尖棱棱，难亲难近，最后一笔更是倒行逆施，刀尖向内，我们望形生义，颇符剧情。可是刁府中人来信抗议，指出姓刁的也有很多忠信芳草，不得歧视。于是到了下一部戏，坏人姓巫，“巫”这个字的形状像一张脸，两颊有阴沉的纹，老谋深算，喜怒难测。戏未演完，巫府的抗议信又来了，下一部戏只好打开百家姓仔细琢磨。

再谈字音。有些字音能强化字义，而不同的字音能引起不同的情绪。作家为“表达”而用字，当然第一要考虑的是字义，但在许多可用的字中，倘若有些字的字音也能陪衬烘托，锦上添花，岂不也是一项选择的标准？每读“沉重”二字，总觉得比读“轻松”多费力气，“紧张”似乎又比“轻松”要多动员几十根肌肉。“呼”的字音像吐气，“吸”的字音像吸气。“江”是大水，读来声大，“溪”则声小。“长”之音长，“短”之音短，而“断”的声音亦戛然而断。“马马虎虎”究竟是哪四个字，颇有争论，也许无论哪四个字都可以，这个成语的创设，也许就是用模糊不清的声音来表示休认真和难分明。“吊儿郎当”是这四个字吗？它是怎么来的？这四个音在一起轻松而不成节奏，人们是要用这一组音节来表示没有纪律没有责任感的态度吗？

多年前我曾鼓吹诉诸听觉的文学。我们研究诗歌、戏剧、演说、谚语、民谣小调，发现前代作家对字音巧为运用，现代作家亦有所继承发扬。“渔阳鼙鼓动地来”，其中最生动最动人的，是那个“动”字，它的声音颇像战鼓，令人惊心动魄。现代作家有人描写锣声，说那面锣响得坦坦荡荡，“坦坦荡荡”的音和义都恰如其锣。“客有吹洞箫者，倚声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这段描写尽量避免声音响亮的字，以免破坏了月夜听箫的情调，这段描写又用了许多“屋”韵的字，使字里行间与箫声共鸣。到了现代，一位诗人咏叹广场、夕阳、废炮、鹁鸽，焦点在鹑鸽，用字也多选“屋”韵，读来处处有咕咕鸽语。

字（3）

有一部小说，以中国对日抗战时期的华北农村为背景，其中有一个人物突然卷进疑案，死了。小说描写这件事给当地社会造成的震荡，给死者家属带来的压力，在提到死者的子女时，有一句话是：“他们是遗孽，还是遗烈？”这句话在小说中有很强的效果，它的精妙之处，即在“孽”和“烈”是叠韵，两字的韵母相同，读音虽然相近，而意义又完全相反，特别能表现出事态的暧昧和微妙，也有“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危机感。俗谚有“上台一条龙，下台一条虫”的说法，“龙”和“虫”叠韵，听来差别很小，想一想差别很大，而两字同韵，顺流急下，也表现了“转眼成空”的事态。如果换成“上台一块金，下台一块铜”，就不能有同样的效果。

作家用字，除了考虑到字形字音，还考虑到某些字的历史文化色彩。像“梅”这个字，在中国人眼里决不仅仅是“蔷薇科落叶乔木，花瓣五片，叶卵形而尖，边沿有锯齿”而已。它还是岁寒三友，春神的第一位使者，林和靖精神上的妻子，以及许多美女的姓名。它还是许多大诗人大画家的作品，里面藏着美丽的想像和高洁的人格。这些条件使一个中国读者看到“梅”这个字有丰富的反应，这些反应，是一般英国人、美国人看见英文里的梅字所没有的。这是历史文化赋予“梅”这个字的特殊魅力。有人说梅兰芳诚然是大艺术家，不过他有幸姓梅，这个字帮了他的忙。这话有些道理。

谈到历史文化色彩，我们可以谈一谈“关”字。这个字使人想起关云长，关云长是何等人物，我们心中有鲜明的形象。有一位小说家创造了一个义薄云天的江湖好汉，让他姓关。这使他笔下的人物特别得到读者的敬爱。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姓关的姓岳的姓孔的人物有所期待。当年清朝有人写信给大将岳钟麒，劝他反清，理由之一是，岳钟麒的祖先是立志直捣黄龙的岳飞。抗战期间，日本人劝一个姓岳的出来担任伪职，这位岳先生当场拒绝，并且在自己手里写了一个“岳”字给那个日本军官看。那日本人居然点头放过他，这也是历史文化赋予“岳”字的魅力。文学作家是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