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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三天，我在想办法，怎么把700名工人组织起来。

他们住在从圣约翰斯到巴斯克港的铁路支干线上，工棚之间相隔一英里。

既没法儿让他们碰头开会，也不能写信要他们在工会卡上签名。

他们大多数都是文盲。

唯一的办法是走遍所有的支干线路，搜集工人签名。

起初，这事看起来简直比登天还难。

我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体力能否支撑得了一天走20多英里，走上三个月。

公寓里几个不喜欢工会的家伙给我取了个绰号…〃瘦猴〃，说我是个皮包骨头的家伙（废话，哪个工会的头儿会喜欢这个外号？）。

我也不敢想，走完700英里后，自己全身上下还会剩下点儿什么。

但是，我脑子里有了一个想法。

我想风风光光地回老家。

如果这样，人们会觉得，海外的五年里，我一直都是为崇高的事业在岛上奔波忙碌。

我脑子里有幅画面，在旅途终点的铁道边，挤满了欢呼的人群。

几星期来，他们从各家报纸上追寻我的足迹。

现在，他们来到圣约翰斯车站，要亲眼目睹这昭示许久的抵达盛况。

除了父亲，家人和朋友都会来迎接我。

他曾经预言我注定失败，现在是他在受良心责备。

他没出现，恰恰证明他的错，恰恰证明我并不像他，我在大陆上取得了成功。

我已经回来了，那些缺乏自信的梦魇可以永远安息了。

我之所以回来，不是因为穷困潦倒不得不回，而是意欲把自己的才干无私地奉献给纽芬兰。

凭这样的才干，无论在哪儿，我都能成功。

我乘车返回巴斯克港，从那儿开始徒步跋涉，沿途搜集工人签名，还有每人50分的会员费。

我8月中旬出发，得在削减正式生效的11月1号前到达圣约翰斯。

我幻想自己跋涉在一所名为〃工段工棚〃的城镇里，走在它孤寂的大街上。

这儿房子与房子之间相隔一英里，居民出门得乘手摇推车。

漫长而只有一条车道的街上，推车在轨道上悄无声息地滑行，几次险些把我撞翻在地。

精疲力竭的我，总是听不到它们发出的微小声音。

不久，眼前的景象变得如同梦幻一般。

一对一对的夫妇、一对一对的男人和一对一对的孩童，面对面坐在推车里，上上下下地摇动手中的摇柄。

我也曾坐过推车，却发现即使有搭档，也远比走路要累人。

有些工人很强壮，单人就可以驾驶一辆推车。

他们请我乘坐，我谢绝了。

如果他们在劳作，我在那里坐享其成，便是无能而愚蠢。

徒步跋涉（2）

我告诉他们我喜欢走路。

因为我走得越久，经历的艰难困苦就会越多，在工会卡上签名的工人就会越多，铁路部门也会越感到窘迫。

我把旅行箱用根竿子挑在肩上。

走一步，箱子便要撞到背上一下。

一星期后，一位工段工人给我做了一副肩挽套，跟卖香烟的姑娘背的差不多。

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把旅行箱平平地端在胸前，走路时把书摊在箱子上，边走边看。

箱子里有七本厚重的书，六本好懂，一本难懂。

是法官的那本《纽芬兰史》，父亲影印下来的。

在纽约时我买过另一本《纽芬兰史》，那才是我最常读的书。

我独自迈着沉重的步伐。

走不到一会儿，就看不见周围如画的风景了。

饥饿与疲劳常折磨得我几近精神错乱。

看啊，看啊，追溯几百年的历史，看到后来，我都觉得，这本法官题赠给我父亲的书，原来都是他自己用潦草的笔迹写成的。

我可能已经把这书读了20多遍了。

我开始觉得，我给自己定下的史诗般的目标其实不是这次步行，而是这本书。

我要毫不间断地读自己国家的历史，一遍又一遍，直到把每个字都敲进我的脑子里，就像海恩斯读《圣经》一样。

我那本《圣经》仍躺在箱子里，从未打开。

《圣经》是我在科纳布鲁克买的。

我希望，这种假冒的信仰能打动供我吃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