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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适当的补偿，以一纸上谕，贬成废纸，势必激起民变，所以没有人敢附和这个主张。但如何能让官号钱票，维持应有的价值，却谁也拿不出好计划。而且肃顺也不在座，他兼着户部尚书的职位，这件事正属他该管，没有他的参与，议了也是白议。这样，可想而知的，谈了半天，必落得一场无结果。

肃顺是知道有这个会议的，事实上此会还是他所发起，特意选定万寿次日不必处理其他政务的机会，好好来商议一番，谁知道大好的日子，偏偏皇帝又添了病，他以领侍卫内大臣和内务府大臣的双重资格，必须在御前照料，迫不得已只好不理这个极重要的会议了。

第三部分慈禧全传（三）（7　）

皇帝的病，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因为听栾太和李德立的口气，似乎对诊疗已失去了信心，而皇帝在连番泄泻以后，那种奄奄一息的神气，更是触目惊心。一旦“大渐”，必有遗命，议亲议贵，顾命大臣中，少不了恭王的名字，权势所在，难免冲突，虽不致斗不过他，总是件极麻烦的事。

为此，肃顺几乎片刻不敢离开皇帝的寝宫，深怕在他不在御前的那一刻，皇帝下了什么于他不利的谕旨，不能及时设法阻止。但他可以用“节劳”，这些理由来劝阻皇帝召见亲贵，却不能禁止亲贵来给皇帝问安。

这天相约一起来视疾问安的亲贵，一共三位，除了惇王和醇王以外，另一位是惠亲王绵愉，皇帝的胞叔，行五，宫中称为“老五太爷”。份属尊亲，肃顺不敢出什么花样，递了“牌子”，皇帝“叫起”，便引领着这三王直到御榻前面。

惇王和醇王都跪了安，“老五太爷”是奉过特旨，平日宴见，免行叩拜礼的，所以只垂手而立，说一声：“绵愉给皇帝请安！”

骨瘦如柴的皇帝，倚坐在御榻上，微微点一点头，然后苦笑着有气无力地说道：“本想跟大家好好儿热闹一天，也算苦中作乐。谁知天不从人愿。唉！”

“皇帝安心静养。暑天闹肚子，也是常事。”

“是啊！”皇帝满有信心地说，“我想，歇个一两天也就好了。”

“唯愿早占勿药，方是天下臣民之福。”老五太爷说到这里，无缘无故向肃顺看了一眼。

“嗯，嗯！”皇帝也向肃顺看了一眼。

这是个暗号，肃顺随即向惇王和醇王说道：“皇上累了。

老五、老七，你们跪安吧！“

跪了安，三王一起退出。惇、醇两王，与皇帝弟兄相见，且在病中，却连句话都说不上，心里非常不舒服。但就是这样，肃顺仍不免起了戒心，他觉得要保护自己，就必须抓权。权不但要重，还要多——差使揽得越多，越容易防范得周密。

但是，眼前还不是进言的时候，皇帝的泄泻，算是渐渐止住了，却诚如李德立所说，“元气大伤”，一时补不过来，每天昏昏沉沉的连话都说不动，自然无法召见军机，裁决政务。皇帝处理大政的方式，外间不尽明了，不过一连三天，未见一道明发的上逾，那就不言可知，这三天中皇帝未曾召见军机。勤政是开国以来，相沿不替的传统，从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以来，皇帝几乎无一日不与军机“见面”，除非是病重得已不能说话。

因此，从热河到京城，谣言极多，内容离奇古怪，但无非说皇帝已到了“大渐”的时候，甚至还有人说，皇帝已经驾崩，肃顺一手遮天，秘不发丧，要等他部署完成了，才发“哀诏”，这些话在有见识的人听来，自然觉得可笑，可是流传在市井之间，却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于是银价和物价，波动得格外厉害了。

这是肃顺该管的事，他无法坐视不问。幸好在他接任户部尚书以后，曾经不留情面地办过户部官员与官钱号勾结舞弊的案子，有此一个有力的伏笔，文章就好做得多了。找了个皇帝精神略好的机会，他向皇帝陈奏，官钱号必须严格整顿，一方面处以罚金，一方面逐渐收回官钱票，等整顿告一段落，把户部所属的四处官钱号改归民营，但内务府所管的五处官钱号，要划开来另行整理，免得牵累在一起。同时，少不得把以前户部的“堂官”，如翁心存这些人的“办事不力”，又旧事重提了一番。

皇帝对肃顺，早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而况是在病中，根本没有应付烦剧的精力，当时就只说了一句：“你好好斟酌着办吧！过两天写旨来看。”

接着，肃顺又说了许多皇帝爱听的话，先是各地的军情，如何如何有进展，然后谈到修葺“避暑山庄”的工程。这使得皇帝想起了一件事，挥一挥手打断了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