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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干部们就把西安市里其它寺庙的僧人们调到大雁塔来，使寺庙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对可能问到的问题，老段他们都事先进行认真的准备，按统一口径回答。 老段甚至被派到北京中国佛学院学习，以便提高政治觉悟。“外国代表团说，玄奘大师是我们手中的王牌，”　老段回忆道。“事实上，他是我们惟一能谈的。我们给代表团成员看玄奘大师翻译的佛经，带他们参观大雁塔，向他们介绍我们纪念玄奘大师的特别仪式——这当然是假话。他们走之前，我们送给他们每人一张拓印的玄奘像。在这整个过程中，干部们一直紧张地盯着我们，恐怕出一点差错。最后代表团走了，相信我们享受充分的宗教自由，甚至还很羡慕我们。” 老段的日常生活基本上被紧张的政治学习占据了。他回忆说：“你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我们一天到晚就是政治学习，开批判会，唱革命歌曲，你没有一点时间考虑别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脱胎换骨，用黑心换忠于党的红心，做一个对新社会有用的人。” 我问他学习的内容。 “很多和我们根本不沾边。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花好几个星期学习新的婚姻法。它和我们和尚有什么关系呢？也许他们心里清楚我们要被遣送回家，还会结婚，了解一点当丈夫的权利和义务对我们没坏处。”说到此，他尴尬地笑了一声。 有些干部确实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让他们结婚。有时候僧人和尼姑被关在一个屋子里，直到他们同意结婚才能离开。那时西安郊外有个尼姑庵。有一天庵里的女住持来找老段，问他愿不愿意照顾一个小尼姑。人们造尼姑的谣，说尼姑庵是窑子铺，尼姑是妓女，许多尼姑受不了走了，只剩下四个尼姑，其中有两个年轻的，还有一个上岁数的和一个有病的。老段说这是件大事，　他得考虑考虑。最后他同意了，可那尼姑却突然死了。老段觉得她可能是自杀了。“我觉得很内疚，我要是早点同意的话，说不定还能救人一命呢！”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 终于，　寺里的两个僧人屈服了，　开始谈对象了。接着干部们每天又做老段的工作，问他什么时候结婚，还说结婚并不影响他信佛。大雁塔外面有一个女人，老段每天都见到她在那儿卖水。她是村里的一名寡妇，一人养活四个孩子。老段想，没办法，就她算了。 他出家已经快三十年了。他过去只熟悉庙里的生活：粗茶淡饭，一身僧服；在寺院里，他清心寡欲，与世无争。而现在，这一套整个都没了——早上不再有人敲梆子叫他上早课，一天里不再有仪式和打坐来规范他的活动，也不再有优美的诵经和高僧的指点来增强他的信念。这个决定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 老段沉思了很久，终于回答了我的问题。 “当时我的想法是，如果按他们说的做了，他们就完成了对我的改造，可能就不会再来管我，说不定我倒有机会打坐念经呢。〃　说到这，他停了片刻，然后又补充道：　〃说这些好像是为我自己辩护。真的，怎么说都开脱不了，有些人不就坚持下来没有还俗吗？〃 作为佛教徒，老段把他的还俗归咎于自己的前世。“我肯定上辈子留下了什么重要任务没有完成，或是无意间妨碍了什么人，所以只能当半辈子的和尚。谁都没法摆脱因果报应。” 我很难接受老段的说法，就像我不相信文革中所有受迫害的人，还有我姥姥的不幸，都是因为前世做孽而罪有应得。但我试图去理解佛教所说的因果报应。佛陀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佛教看来，世上的差别和不平等不是偶然的。为什么有人生来就是百万富翁，有人却生来一贫如洗？为什么莫扎特十几岁就能写出天籁般的旋律，而许多人却五音不全呢？这都是因果报应的表现。对老段来说，　这种看待事物的方法，使他在面对自己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时，不怨天尤人，而是反省自我，完善自我。 我问老段他是否觉得世俗的生活对他来说很困难？ “他天生就是当和尚的，”不等丈夫说话，段大妈就插嘴说。“我们一订婚，村里的一个饶舌妇就开始说我们的坏话，说他像太监。加上我们俩个不住在一起，他住在庙里，我住在家。我求他拿出个当男人的样来，跟她们去解释一下。” “只要把心静下来，按佛说的去做，就行了。”老段自言自语说。 他们婚后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老段仍然记得红卫兵冲击大雁塔的那一天。那是1966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他正要吃晚饭。突然外边传来一阵喧闹声。他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一帮红卫兵就闯了进来，高喊着：“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其中两个冲进他的小屋，从桌子上抓起佛经就扔到地上，还命令老段用脚踩，以示对“革命行动”的支持。“这怎么能踩呢？这是佛陀的话。我若是踩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