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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像文革时期那样，几亿人只能读同一本书，说一样的话，喊一样的口号，唱同一首歌，用一个人的思想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从来我们的社会生活没有这样被彻底颠倒，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文化大革命把人性中恶的一面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在革命的口号下，人们就像特务一样，互相监视，打小报告，随意背叛和出卖自己的亲人、朋友、同志，几代人的希望、理想、热情，……所有这一切，换来的只是痛苦和牺牲。为什么？在课堂，在宿舍，在校园，学生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在北大那狭窄却又异常活跃的三角地，每天都有学生讲演，内容不外乎是科学与民主。他们的观点如此尖锐，使我这个刚入校的新生感到震惊，甚至都有点替他们担心。在我们家乡，发表这样的言论可能被抓起来。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这就是北大，这就是北大人，这就是北大精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北大近一百年所尊奉的信仰。而正是由于这种信仰才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具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中国社会的良知，推动着中国的变革和前进。中国的皇权和专制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北大人自由的声音虽然弱小，如同一棵嫩芽，随时都会被践踏和扼杀，但是北大学子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他们的信仰。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北京大学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是中国变革和开放的产物。80多年后，适逢中国又一次打开国门，北大自然而然又站在开放的前列，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我正好就读于西语系的英语专业。我的专业课程一下子将我带入一个新的世界。以前我们的哲学课就是去背那些数学方程式一样的经典语录，所以一上哲学课就头疼。在北大我上的第一节西方哲学史课，读的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著作。这部书的扉页上的一句话，让我困惑不解：　哲学的目的就是让人们学会在未知的情况下生活。因为从孔夫子大人到毛泽东思想，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社会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定好了条条框框，都教我们相信一个标准答案，一个真理。任何人不能越雷池一步，任何离经叛道的行为和思想都不会被容忍。我们只能中规中矩地生活。 对于听惯了革命歌曲的我来说，一曲莫扎特的奏鸣曲把我带入了从未有过的意境，似天籁之声使我陶醉，心灵深处涌动着一种向往，一种神圣的爱。很难想像这样优美的音乐曾被当作封资修的毒草遭到禁止。音乐家们因为演奏它们，被折断手指，发配劳动。 每周一次的英美报刊选读课，让我真正地感受了西方的民主精神。这门课的目的是提高我们的英文阅读能力，并增加对英国、美国社会的了解。一篇篇犀利文章，尖锐地抨击着国会、政党、总统、王室，乃至社会的方方面面。我记得问老师：这些作者怎么这么不爱国呢？政府又怎么能允许报纸杂志这样肆无忌惮呢？　我的老师　——一个留美的博士笑着对我说：他们的批评是对政府的监督，也正是因为这种批评，社会才能不断地完善。她的话让我思考了很久！ 北大四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开阔了眼界：另一种以人为本，注重科学，具有冒险精神的文化呈现在我的面前。我想更多地了解它，发现它。 1986年我毕业时，恰逢###招考公费到牛津大学深造的学生，我有幸考中。此后的两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如果说北大打开了我的眼界，把我带入一个崭新的自由王国里，那么牛津大学则教会了我如何真正地去思考。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起，逻辑学就是西方人的骄傲；此后一批又一批思想家、哲学家不断地充实、完善这门关于人类思维方式的学科，直至炉火纯青。 缜密的逻辑思辩，独特的学术观点，是牛津大学期待于每一个学生的。为此它采取了独特的〃一对一〃的教学方法。每周一次，我的导师给我布置一个命题和相关的参考书，在有五六百年历史的图书馆里，我苦读三、四天，然后写一篇文章，阐述孰是孰非，及我自己的观点。文章交上去后老师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饮茶之间，他像一个经验老道的医生，一眼就看出了我文章中的问题，并一一指正：论点不明，论据不足，论证不严，　在这里，北大人的空想、联想和假设没有任何位置。事实、数据、思辩是通过答辩的惟一途径。短短的两年时间，几百篇的论文之后，我学会了独立思考，思想插上了一双有力的翅膀。面对纷繁复杂的问题，如何去伪存真，成为我一生受用的工具。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第一节课。我学的是国际关系，第一课的题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拿到选题后，我心里得意洋洋。这很容易，在北大时，我们就学过列宁的理论。像英国、法国这样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不甘心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