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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决定尽快发表这个谈话后，心情十分不好。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违背波伏瓦的意见而发表自己的东西。自两人结识以来，萨特和波伏瓦总是“相互签发出版许可证”；没有对方的同意，不发表自己的作品。这次却破了例，在她反对的情况下发表了自己的东西；这对波伏瓦可能没什么，她能够原谅他，而萨特自己恐怕是耿耿于怀，作出这个决定后又有些后悔。

3月10日和17日，《新观察家》先后发表了这个谈话的前两部分。19日晚，临睡前萨特问波伏瓦：“今天上午《现代》的会上，有谁提到这个谈话吗？”波伏瓦说没有。这是实际情况。萨特露出一丝失望的表情：他本来希望有人会表态支持他的做法，这样他心里会舒服一些。

第二天早晨5点，萨特的病开始大发作，喘不过气来，他连摸到隔壁敲波伏瓦房门的力气都没有了。直到9点，波伏瓦去他房间喊他起床，才看到他气喘吁吁、几乎不能说话的样子。她大惊失色，马上打电话请来附近的医生。医生看了一下就立即打电话给急救服务站，过了5分钟急救站的人来了，为萨特放了血，打了一针，治疗持续了近一个小时。然后他被安放在一个带轮子的担架上，推过长长的走廊，一个医生在他的头上方举着氧气袋为他输氧。他们把他带进电梯，送进一辆等候在门口的救护车上。谁都没有想到，萨特这一去，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下午波伏瓦去看萨特，她心里有些紧张和害怕，就叫了普隆一起去。萨特住在特别护理病房，现在他的呼吸已经正常了，只是有些昏昏欲睡。第二天波伏瓦再去医院，医生告诉她，萨特有肺水肿，并发高烧。他不停地说胡话。

以后几天，萨特的烧慢慢退了，不再说胡话，但身体十分虚弱。不过他的精神看来还好。萨特似乎并不以为自己的病有多严重，盼望着能尽快出院。他还想着复活节去贝尔伊莱度假的事情。他说：“是的，我很想去那儿。这样我们就可以忘掉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指的是同维克多的这次谈话以及由此产生的反应。这说明萨特对谈话事件仍然耿耿于怀。这个事情的刺激，显然是他发病的一个原因。

不久萨特又住进了特别护理病房，他的病情仍然十分严重。但萨特自己并不觉得。他说：“我不喜欢这个地方。幸好我们很快就要离开了。我很想去一个小岛。”

一天，波伏瓦照常去看望萨特，当中她离开了一会儿，为的是让别的探望者可以进来──医院规定，一次萨特只能见一人──她在候诊室坐下。突然，她听到两位医生在谈萨特的病，用了“尿毒症”这样的字眼。于是她明白萨特是没有希望了。她控制不住自己，猛地一下哭了起来，扑到医生身上：“请你答应我，不要让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不要让他精神不安，不要让他有任何痛苦！”

“夫人，我答应你，”医生沉重地说。当波伏瓦要回萨特病房时，他又喊住她，在走廊里郑重地对她说：“我想让你知道，我答应的事情不只是说说，我会做到的。”

这时萨特已经开始长褥疮，膀胱功能很差，他很少下床，下床时后面拖着一个装满尿的小袋子。他的肾因为没有血液循环，已经不再起作用了。要挽救肾就得动一次手术，但他的身体已经无力承受；即使可以动手术，这种血液循环的缺乏会转移到大脑，使它老衰。于是医生认为只有一种可能：让他安宁地死去。

以后这些天萨特没有遭受很大的痛苦，除了每天早上敷裹褥疮时让他感到有些不舒服外。他睡的时间很长，但对波伏瓦说话时，神智还是清楚的。一天普隆来看他，他请普隆为自己倒一杯水，还高兴地说：“下次我们一起喝一杯，在我的住处喝威士忌！”看来他对自己的痊愈仍然抱着某种希望。

但最后那两天，他似乎知道自己的大限已到。波伏瓦去看他时，他闭着眼，握着她的手腕说：“我非常爱你，我亲爱的海狸！”4月14日，波伏瓦去时他还睡着，醒来时他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