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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恶棍为非作歹，市民们不像以前那样支持他们了。在公民投票中，戴高乐派获胜，这场五月风暴慢慢被平息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萨特一如既往地支持学生。他认为，学生的暴力是一种回答警方挑衅的反暴力。他还多次批评原先的同学、现在的大学教授雷蒙&#8226；阿隆，因为他站在反对学生的立场上。他说：“我敢担保阿隆从未否定过自己，在我看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不配当一名教师。”萨特指出，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种怀疑精神，那他就一文不值；当然他也应该忠实于某种东西。知识分子应该既忠实于政治和社会的总体，又不断地怀疑这个总体。这两者之间也许会产生矛盾，这是一件好事，这种矛盾是有益的。如果只有忠诚而没有怀疑精神，这是不行的，他就不再是一个自由人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五月风暴（2）

萨特后来总结5月风暴说，这是第一个暂时实现了某种与自由相近的东西的大规模社会运动。这个运动探求什么是行动中的自由。归根到底，在街垒上造成68年5月事件的那些人什么也不要求，至少不要求政府可以让步给他们的任何明确的东西。这就是说他们要求一切：要求自由。他们不要求政权，他们没有试图夺取政权，因为今天对他们来说，需要消灭的是使行使权力成为可能的那个社会结构本身。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五月运动本身还不是一场革命。在五月运动中法国青年渴望一场文化革命──而要达到它，他们还缺少造成一场真正革命的能力。也就是说，革命在开始时，完全不是文化方面的而是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的权力争夺。

5月风暴使萨特恢复了自己的实际政治活动。由于匈牙利事件同共产党断绝关系后，他不从事政治活动已有10多年。这是因为，在共产党之外，再也没有其它左派。而现在新的境况又给了他一个机会。不过他觉得这个运动对他来说，来得迟了一点。他已经60多岁了，由于精力不济、身体病衰，他很难像那些年轻人一样活动，这是他深感遗憾的。即使如此，他还是尽心尽意投入政治活动之中。

５月风暴后，萨特继续同左派分子保持联系。1968年秋，他开始从事《斗争关系》的编辑工作，这是一份在各行动委员会中流传的公报。在这以后，“无产阶级左派”或毛主义者办了《人民事业报》，发表了激烈抨击政府的文章。1970年，两名主编接连被捕。一个萨特并不认识的毛主义者请萨特来主编这份报纸。而这个报纸头一天还发表文章攻击他。虽然这些毛主义者对他并不友好，并且说好了这只是一个挂名主编，萨特还是答应出任主编。他们实际上是利用他，利用他的名声和地位来保护这份报纸。萨特同意了。尽管他的政见同这些年轻人不完全相同，但他相信这个组织和这家报纸是革命的，是为普通老百姓说话的，他愿意被利用。

在这两个主编被审判的同时，“无产阶级左派”组织被取缔。萨特出庭为他们作证。萨特说，他站在证人席上，而另两位主编却在被告席上，他感到十分愤慨；他要求释放这两个人。当记者和律师请萨特就“无产阶级左派”在这一天被取缔一事发表看法时，法庭禁止萨特作出回答。最后这两个主编仍然被判有罪，一个监禁１年，一个监禁８个月，但《人民事业报》并没有按起诉人的要求被取缔，仍然保有合法性。

萨特主编的《人民事业报》第一期在1970年5月1日出版。当局没有抓他，但内务部长下令在印刷厂没收每一期报纸。而报纸在此之前大部分已经发出。警察要把厂长带走，工人们把他截了下来。第二天，萨特在波伏瓦的住处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对这种违法行为提出抗议。

警察没有在印刷厂搜索到报纸，就逮捕了30名卖《人民事业报》的报贩，说他们企图重建非法组织“无产阶级左派”。为了抗议这种专制行为，萨特决定走上街头散发报纸。他们一共去了10个人，还有大批记者随之而来。这时是下午5点半，许多人正在忙着买东西，街上人很多。萨特他们挤进人群，一边散发报纸，一边喊道：“请看《人民事业报》，请支持新闻自由！”

一个年轻警察走到萨特跟前，从他手中夺过报纸，并抓住他的手臂。摄影记者马上抢拍下这个镜头。这警察把萨特带向警察局，波伏瓦他们跟着一起走。这时街上有人向警察喊道：“你抓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警察连忙松开手，转身走了。但萨特还是跟着他走。萨特的朋友在一旁大叫：“不要让那个家伙跑了！”警察越走越快，最后跑了起来。于是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