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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两点。波伏瓦委婉地对法农说，萨特需要睡眠。法农听了大发脾气，他对郎兹曼说：“我不喜欢人们把精力贮藏起来不用。”他俩一直聊到早上8点。法农每天只睡4个小时。他说，他要告诉萨特许许多多事情，还有许许多多事情要问。他笑着对郎兹曼说：“只要萨特能从早到晚同我聊两星期，我愿意每天出2000法郎。”
这人思路清晰，知识渊博，性情活泼，口才出众，富于幽默感。虽然他也有夸大自己过去功绩的毛病，但这与他是一个黑人、又得了白血病的遭遇分不开。他说，他是殖民地民族的一员，因此必须不断地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形象。
他同萨特谈起哲学来十分轻松。他突发奇想，责备萨特没有充分赎罪：“你们怎能像往常那样生活和写作呢？”他甚至要求他们去牺牲生命。他想象，如果萨特宣布直到战争结束不再写一个字，就会从根本上动摇舆论。他还建议，萨特应该故意让自己被关押起来，这就会引起全国恐慌。萨特无法说服他事情并不是这样的。看到这样一个充满热情、犹如一团火的人就要被病魔夺去生命，萨特他们有说不出的惋惜和难过。后来法农去世，阿尔及利亚为他举行国葬，郎兹曼还专程去参加他的葬礼。
回到巴黎后，秘密军队的暗杀活动比夏天更加猖獗。萨特打算住进一家旅馆，旅馆经理得知萨特身份后一口回绝。萨特只好让他的秘书克劳德•；福克斯先以自己的名字在圣日耳曼大道租了一间带家具的公寓，萨特和波伏瓦随后搬了进去。
9月5日，戴高乐终于承认撒哈拉属于阿尔及利亚，秘密军队组织试图暗杀他，同时对穆斯林进行更大规模的迫害。10月1日，萨特和其他左翼分子号召知识分子在莫贝尔广场参加静坐。萨特发表了简短的演说，解释人们为什么要举行示威。11月18日，巴黎举行了一场突然发生的游行，为了防止警察事先获得情报阻扰，会合地点保密，各部分人临时才得到通知。当一列高举“阿尔及利亚要和平”标语的队伍突然出现时，一群群的人马上加入其中，人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大。
萨特和波伏瓦挤到队伍前列，他们手挽着手，紧随标语牌前进。大家高呼口号，走过许多地方。突然，前面出现大批警察，手舞特制警棍驱赶群众。队伍开始溃散，许多人跑向右边一条街，萨特、波伏瓦和郎兹曼跟着往那边跑。然后他们向左一拐，进了一家小饭馆。饭店老板认出萨特，马上关上门，向他苦笑着说：“你也许会以此为题写一篇小说，把我也写进去；请你千万不要这样做，这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我有３个孩子，我不想搅和到政治里去，那是有钱的人干的事！”虽然觉得很滑稽，萨特仍然郑重答应了。
1962年1月7日，萨特在波拿巴街的住所又挨了炸弹。这次炸得很厉害：门被炸开，壁橱被炸得粉碎，楼顶开了天窗，地板上尽是纸片，墙上、天花板上、地板上蒙着一层烟垢：萨特再也不能搬回来了。波伏瓦和博斯特去看了现场。这时，楼里住的一个50多岁的有钱人向他们吼道：“都是因为你们搞政治才弄到这个地步，让我们跟着遭罪！”
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萨特立即收到许多表示慰问的电报和信件，福克斯还代他接了不少慰问电话。他的一些朋友还在被炸现场示威，高喊：“秘密军队组织杀人犯！”在一家饭馆，一个顾客走上来同萨特握手说：“尊敬的萨特先生，您是好样的！”
萨特现在寓所的房东也知道萨特的身份了，他怕引火烧身，想撵他们走。萨特再次搬了家。正好搬家那天，对面一栋楼又被炸，虽然这次目标不是对着萨特的。他和波伏瓦找了一所公寓，离塞纳河很近，环境还不错。公寓坐落在一所大军营的中间，后来他们才知道，有两名秘密军队组织的杀手就在这个军营里，这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1962年春，萨特应邀去布鲁塞尔作一个关于阿尔及利亚和法西斯主义的演讲，博斯特开车送他和波伏瓦去。由于比利时的法西斯分子力量很强大，一路上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直到临出发的前一刻，对方才以事先约定的暗语通知萨特他们怎样走，中途还换了车，有几辆载着荷枪实弹的士兵的汽车护送。
到达的当天晚上，萨特在一个工厂大楼的6楼作了演讲，听众多达6000人。在大楼附近，每一个角落都布满了警察。萨特就主题作了全面而简洁的阐述，演讲产生极好的效果。一位在现场守卫的警官对波伏瓦说，他也完全被萨特的逻辑力量征服了。
1962年4月8日，法国举行公民投